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人。 金末元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与刘因、吴澄并称”元朝三大理学家”。

许衡出生于新郑，勤读好学。躲避战乱，往来于河洛之间。师从大儒姚枢及窦默，学习”程朱理学”。元宪宗四年(1254年)，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年)，授中书左丞，联合徐世隆、刘秉忠制定仪官制度，为元代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殿大学士、太史令，配合郭守敬修成《授时历》。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回乡休养。

至元十八年(1281年)，许衡去世，时年七十三岁，获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荣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司徒公、魏国公，谥号”文正”。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

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故其门下不仅有大批汉族学生，还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则是”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即循循善诱，潜移默化。至元八年(1271年)，许衡奉元世祖之命，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这些不懂汉文的青年也都成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众多弟子如姚燧、耶律有尚等皆学有成就。

许衡对待学生”爱之如子”，从生活到学习无不关怀备至。他对待自己则从严要求，”夜思昼诵身体力行，言必揆诸其义而后发”。因此，在许衡的熏陶教育下，”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矣。”所以，许衡通过传道授业，对于汉、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元世祖即位后，许衡还与刘秉忠、张文谦等”立朝仪”、”定官制”，完善元朝官员品阶等级。他鉴于当时干戈扰攘，民生凋敝的势态，一再向元世祖建议要重视农桑，广兴学校，以”行汉法”作为”立国规模”。他说:”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民心。而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用汉法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从而可知，许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实行儒家的仁政以获得民心。至于获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实行”汉法”。由于这一”立国规模”的确定，中原广大地区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对元初政局稳定、经济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

许衡精通天文、历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故须摒弃沿用已久舛误甚多的金代(大明历)而创制新历。于是，遂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王恂、郭守敬为副，共同研订。经过全们的积极努力，至元十七年(1280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在此期间，许衡以年届七旬的高龄，辛劳擘划，艰苦备尝。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全国各地修建27所观测台，进行实地观测。制订了《授时历》。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积年法，并推算出了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结论，比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字只差26秒，比欧洲著名的《格列高利历》还要早三百年。《授时历》使用的时间，前后达363年(1281年-1644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革。明初著名学者宋濂赞扬道:”至元十三年，世祖诏前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改订新历，……自古及今，其推算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这是十分中肯、公允的评价。

许衡对汉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学传播和朱陆合流有较大影响。与姚枢、窦默等讲程朱理学，”慨然以道为己任”。他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命”、”义”之说。许衡精研程朱理学而不拘泥，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论。”他说:”言为学者，治生最为要务。”许衡是元代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人。元代有人赞扬他说，”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瑄则称其为”朱之后一人”。

许衡在哲学上，称世界本原是”独立”的”道”。认为”道”生”太极”，”太极”函”一气”﹔”气”具阴阳，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其中又以人为灵贵。他又称太极是理﹑天理，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无理则无形”，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在论到天地万物时，认为”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万物皆有刚柔﹑动静﹑内外诸矛盾。每一矛盾双方都相济相胜，”天下事，常是两件相胜负”。但他认为，矛盾发展最终”以静为主”，止于无对﹑静止的状态，又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

在心性问题上，许衡认为人禀赋天理即天命之性。人性本善，是本然之性。但人禀气有清浊之不同，故又有气质之性。通过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能使”气服于理”，复见天理。他还提出心与天同的天人合一论，强调”反身而诚”﹑”尊德性”等自省自思的认识和修养方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 许衡哲学虽本于程朱，但不重玄奥”隐僻”之理，而强调道德践履。他说，”道”在日用行事中，不是高远难行之事，并提出”盐米细事”也应当讲究。这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