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钱穆，你可能为他的史学功绩感慨，可能在他的儒学新解中顿悟，但你可能不会将他与曾经战火纷飞，书牍离散的时代联系起来。

那是一个日寇入侵、国土沦丧的时代，钱穆阅尽积贫积弱的窘境，社会动荡的悲戚，也无奈地洞悉文化传承遭受的割裂与产生的断层。在这动荡的年代里，钱穆饱含着国人特有的对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温情与珍视，高扬起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救国救志的路上始终前行。

先生的一生总与三尺讲台密不可分，用史学理想、治学之绩浇筑了新一代青年的未来，于是，在1949年他联合其他学者创建了新亚书院，在守旧与维新之间孕育出新的知识青年以谋求和谐幸福的新社会，同样，新亚书院也为流离失所，信仰无光的青年提供精神慰藉的家园乐土。

在这儿，青年们不再惧怕明日的扑朔迷离，也不再具有文化失落的困顿感，这正是钱穆先生创建书院的初衷，给予一代年轻人“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与之息息相关的是钱穆先生的史学研究，他深刻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力量，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这一传统，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于是钱穆先生呕心沥血，苦心编纂《国史大纲》，成为浩如烟海般通史著作中的翘楚，书籍中平易通俗的文字折现的是编者为国立书的宏志，那是对历史整体宏观把握、是以历史演变观审视国史客观史料的分析后的精粹，同将具有强烈民族历史发展与时代之巨变、家国之危亡、西学之冲击、社会之要求合观同视，再现了民族文明的力量。

这本书的出版，也影响着新一代青年的处世规范与学术观点，因为《国史大纲》打破了以历史作为工具的功利性观点，引导学生直面民族史实，培育对民族历史的敬意与温存，同时，《国史大纲》也一反“传统派”与“科学派”的弊病，完善史学整理、分段的体系，所提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段观点成为流行至今的模式。

钱穆先生以治史学家的风骨与气概凝视整个时代发展，为飘摇迷乱的时代里临危不乱，追溯家国立基、安身立命之本，矢志不渝地捍卫民族文化的光辉，可歌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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