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界中，狂人自古层不不穷，古有竹林七贤，傲然于世间；近有章太炎、黄侃等国学大师，风度别具一格。然而，若论文化狂人，熊十力自有一席之地，也正如他的名字，既向世人彰显佛学智慧，又向世间宣示个人脾性。

熊十力，本名继智、升恒、定中，后自己改名为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所具有的通天入地的十种智力，其唯我独尊的狂狷意气可见一斑。而这份狂狷，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感，透露着他对世界的审视。

这份责任感正是他对家国的深沉的爱恋，也成为这一生最浓重的气质。前期，熊十力先生并非专心于学术，而是将焦点放在追寻国家出路上，对参加革命、救亡图存满腔热血，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为反清奔走呼号，与枪杆为伴，不断参与各类运动。多年的革命历练给予他新的视角，清醒的认识到革命人士的虚伪面目和国民思想的羸弱，最终于此途中顿悟，认知精神的重要性，便“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这正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20年，熊十力先生开始拜师专心钻研佛法，面对佛教思想凭借着自己的妙悟和后天的转研对佛教哲学大胆阐释，并提出了“新唯识论”，学说独具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而面对外界的质疑，其中也包含了师傅欧阳竟无，先生以充足的底气反驳同门师兄，指其为井底之蛙、学识浅薄。这种“直接”，在学术史上绝此仅有，而其学术成果至今令人格外珍视。当时，蔡元培更是称他为“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或许，他的思想与他特殊的革命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往昔的轻狂不同，他在学术上多了一份沉稳，面对的无论是玄妙的佛学思想，还是儒家圣贤之说，他都以独特的视角析入，审视与反思传统思想，而非要求全盘西化，并兼采百家之长，交相融汇为一家学说，成为新儒学的开善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时代的巨变，思想的更替，先生强烈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传播旧学，脾性仍旧，在世人眼中的这份狂狷早已同对学术的严谨与坚持水乳相融，难离难分，他的独特风骨与学术硕果成为那个时代的佳话，这便不难理解许纪霖的深悼：“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