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家健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散文集。它与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合称为北朝三大散文著作。作者颜之推（513年一约590年以后），字子介，琅琊临沂人，出身于世代精于儒术的仕宦之家。颜之推十九岁任湘东国左常侍，后随肖绎子肖方诸出镇郢州，掌书记。侯景陷郢州，他几乎被杀，后被囚送建业。侯景平后，复还江陵。肖绎称帝，以颜之推为散骑侍郎。不久西魏攻破江陵，颜之推被俘送长安，次年投奔北齐，颇受重视，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后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不久，因病而卒。颜之推一生遭遇三次亡国之变，历仕四朝之官，多次险遭杀身之祸，因此深怀忐忑之虑。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大约写于隋平陈之后。主要内容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讲立身处世之道，故名《家训》。其中虽然不免迂腐之说，但是有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例如作者特别强调学习，主张学习内容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农工商贾等各种技艺和知识。对于南朝世家子弟依仗门第高贵，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书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勉学》篇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同篇又指出，“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憔衣剃面，博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公九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事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元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这段话揭露犀利，批判深刻，切中时弊，垂戒后世，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颜之推尤其重视学以致用，主张“学贵能行”，反对高谈虚论，不务实际。多次批评:“世人读书，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 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税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迁诞。军国经纶，略无所用。”（《勉学》）他既反对魏晋玄学家和清谈家，认为“清谈雅论，剖玄析微……非济世成俗之要”；也不赞成陋儒们“问一言辄酬数百”的繁琐作风。在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方面，提倡刻苦钻研，表扬当时许多苦学而有成就的人；主张寻根究源，反对不求甚解;提倡虚心好问，反对骄傲自满。都属于有益的经验之谈。

书中还强调教子要严，批评溺爱；持家须俭，反对奢吝；赞成北方妇女参加劳动，反对重男轻女和买卖婚姻；提倡讲究卫生、锻炼身体等养生之道，反对苟且偷生和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不死以及其他迷信活动。对于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恶习，书中经常进行讽刺和批判。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颜氏家训》的《文章》篇专谈文学批评问题。颜之推认为“文章原出于五经”，作用主要在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其次才是抒情和欣赏。强调内容重于形式，“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批评当时文坛“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埋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的形式主义倾向。他很注重文人的修养，反对轻薄无行，矜夸自满，指责“今世文人，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干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提倡写文章要慎重，多修改，多听取批评意见，最好“先谋亲友，得其评裁，得知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对于古今文体，他主张各取其长。“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尔。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避讳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令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这种看法是比较全面的。当时南朝文学讲究艺术形式北朝文学注重质直实用。颜之推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时代要求。在艺术风格上他主张典正平易，反对浮艳雕琢，赞成沈约“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意见。这些主张在文学批评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

全书以说理为主旨，每篇都不是长篇巨制的专论，而是围绕一个中心集合多则的随笔、札记。其手法是先提出思想观点，然后列举若干事例作为证据，往往正反对比，爱憎鲜明。例如《教子》篇，正面例子讲王僧辩母教子严切，终成其勋业；反面例子是北齐武成帝爱子琅琊王高俨，骄纵无节，后竟被杀。《治家》篇讲宽严俭吝，正面例子有北齐房又烈，梁裴子野；反面例子有梁时某舍人，邺下某将军，南阳某富人。通过对比，褒贬自见。书中有不少故事，短小精悍，描写生动，含义深刻。例如《涉务》篇批判梁末柔弱风气，先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接着写“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只抓住一句话，就把这位不谙世事胆小如鼠的官僚的精神状态描绘得入木三分。《治家》篇批判悭吝，说“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脔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其责女日：‘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对一些正面人物，《颜氏家训》往往突出其一两点典型特征，力求传神。如“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州。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炊，乃时吞纸以实腹。塞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勉学》）。这些描写手法，显然受到当时《世说新语》一类笔记小说的影响。

《颜氏家训》语言通俗平易，朴素无华，既不是六朝骈文，也有别于秦汉古文，而是接受当时口语的通俗文。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语短意长，实实在在。在南北朝散文史上别具一格。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是目前比较完备的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