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 韩鹏 李利

（接前篇）

(三）黄河下游魏国圃田北部是西周历代王妃的娘家。

周武王所封太伯后裔的“虞”地，应与郑州圃田北部原阳、延津“不周山”“西周国”“燕姞”国、周昭王房后出生的“房国”“虞”同地。据战国大梁《穆天子传·卷五》记载：“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尽经林。煮□之薮，南北五十□十虞，东虞曰兔台，西虞曰栎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来十虞所□辰。”[69]“圃田”一带的“十虞”，当为周武王所封太伯后裔“虞”人的居住地，也是舜帝有虞氏后裔之一“虞阏父”的守护之地。

虞阏父，一作“遏父”，为舜帝、商均后裔，世袭陶正官职，主管制陶。周武王灭商后，把长女太姬嫁给虞阏父的儿子“满”,封他在陈国(今河南淮阳),史称“陈胡公”，以护卫西周，却把“虞”人故地封给了吴太伯的后裔。

由此可判断，居住于河南郑州“圃田”北部与原阳、延津昆仑山“舂山”“县圃”的“赤乌氏”，其先祖来自中原西部的“周宗”，是西周太王亶父长子吴太伯、次子仲雍的后裔。

这说明，早在周太王亶父时期，吴太伯已回归先祖后稷、不窋在中原的故土，也是商都王畿和中国最早的“东吴（虞）”之地，并负有周太王“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的重任。

自此，开始了西周诸王“妻以元女”于中原，“以为周室主”的婚配历程。所以，周太王妃太姜，周王季妃太妊，周文王妃太姒、帝乙归妹，以及周武王妃邑姜，周成王妃王姒，周康王妃王姜，周昭王妃房后，周穆王妃盛姬等，均为黄河下游，或昆仑山“舂山”“县圃”一带的中原人。

回归黄河下游的“姬”姓“西周国”故土，是居住周原西伯国周人的世代梦想。直到周文王临终，仍不忘告诫周武王要“求中、得中、归中、执中”。因为黄河下游的昆仑山、天地之“中”，是周人先祖帝喾、后稷、不窋的发源地“西周国”所在。对此，《清华简·保训》等史典中已有明确记载，不再详述。

（四）魏国圃田是后人祭祀田正、后稷的“天下田”。

黄河下游、昆仑山南部与“县（玄、悬、原、平）圃”“圃（甫）田”北部一带，是包括周昭王、周穆王在内的历代周王传承的巡守之地，直到西周末期无不如此。据春秋末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墨子·明鬼篇》记载：“周宣王会诸侯而田于圃，车数万乘”[70]。“圃”，即指郑州东部的“圃田”。

又据汉代《毛诗序》记载：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造车徒也。”[71]说明到了周宣王的西周末期，仍然在“东都”复会诸侯，“造车”田猎于中原“圃田”。对此，清代郑州学正朱炎昭作诗咏赞圃田：“东都行狩几千年，此是天王旧圃田”[72]。“天王”，不仅是指西周天王，也指夏商、甚至三皇五帝时期的天王、天皇、天帝，本是华夏民族最早发源的昆仑山玄圃地区。

后稷去世后，下葬在了魏国大梁西部的圃田泽（今为郑州圃田）北部高地，也在后稷姞妃“燕姞”国的南部，今为河南中牟与原阳之间。

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解释“甫”：“又《尔雅·释诂》:甫，大也。《诗·小雅》:倬彼甫田。传甫田谓天下田。”[73]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田”：“此象甫田之形。毛公曰。甫田谓天下田也”[74]。“甫田”“天下田”，也称“圃田”。

据春秋史官左丘明《左传》记载：“田畯，田大夫也。稷，田正也。稷为田官之长。”[75]这里的“田畯”，又称“田大夫”“田正”，即“田官之长”“后稷”，也是古人在圃（甫）田祭祀“田祖”“田正”“后稷”的地方。

据出自先秦的《诗经·小雅·甫田》记载：“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76]古人在“圃（甫）田”祭祀的“田祖”，应该包括后稷及氏族在内的诸位“田正”。从古代星象文化而言，“圃（甫）田”、“天下田”的星宿之名，也称“天田星”“龙星”“灵星”，主农事，古代以壬辰日祀于东南,取祈年报功之义。因为“天田星”“龙星”“灵星”主农事,古人为了能够获得农作物丰收便世代祭祀祈祷。故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灵星即龙星也。（东汉）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见而祭之。”[77]

祭祀东方青龙宿的“天田星”“龙星”“灵星”，在周代已成为制度。据唐朝史学家杜佑《通典·礼四》记载：“周制，仲秋之月，祭灵星于国之东南。”[78]古人祭祀灵星，以后稷配食，故灵星又为后稷的代称。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79]清末史学家王先谦《荀子集解》也解释：“灵星为后稷之代名。”[80]

由此可知，汉代以前，古人祭祀的灵星神，就是“天下田”“圃（甫）”“天田星”，即田正、谷神、后稷。这也进一步印证：尧、舜、禹时期的田正官后稷去世后，下葬在战国时期魏国大梁西部“圃田”，是中原地区特有、世代传承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地理分册》记载：“圃田泽，一作圃田。春秋时又名原圃，战国时又名囿中。故址在今河南中牟西，对古黄河下游及鸿沟水系的水量有调节作用”[81]。圃田泽历经沧桑，公元1370年，即明洪武三年，中牟知县张永泰曾建馆驿曰圃田驿，直到公元1643年，即崇祯十六年才废失。虽然后来由于水面淤积缩减、甚至消失，至今仅有小范围恢复，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仍然是湖水泱泱，十分壮观。

五、周太王、周公治国执政思想一脉相承。

陕西岐山周人的思想文化，是三千多年前周人古公亶父自幽迁岐，中经季历、文王，到武王和周公等岐山西周先圣，在西伯国以德治仁政为核心，以创立和谐周邦、发展壮大为目标，最终推翻殷商统治所形成的周人思想文化，尤以西周建立后周公治国执政的思想理念为发展的高峰和突出代表。
     （一）周太王积德行义是周公思想形成的基础。
     周公的思想理念，是周代春秋时期孔子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思想渊源，是受受到孔孟及整个儒家学派极为推崇和称道的理想与楷模。
     可以说，没有以周公思想文化为代表的岐山西周思想文化，就没有后世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生和传承。因此，弄清岐山周人、尤其是周公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产生和发展历史，对于当前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同之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太王和周公思想理念，根植于甘陕戎狄之地的农耕文化，周人也以创造甘陕等地的农耕文明而著称于世。不窟自中原西迁甘肃庆城之地后，又经历了周太王古公亶父在岐山周原复修后稷、不窟、公刘之业，积德行义的重要阶段，受到西伯国人由衷爱戴。

     当初，周太王居住豳地，虽然处在农耕氏族文化和游牧氏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却仍能复修后稷、不窟自中原传承的田农之业，在戎狄之地大力推行务耕种，行地宜，充分发展农业生产，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成为了“庆”城地名的历史文化源头。不窟在人文初化的戎狄之地，开始了以农立邦的伟大创举，是周人部族必然和谐、兴盛、强大的奠基之作，得到当地各部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周太王积德行义，不仅受到西伯国人的普遍爱戴，也在蛮荒的戎狄之地，开创了周人“德、义”等和谐思想的先河，成为中原“五德”之一的西方“义德”思想传承的一个典范，也为岐周和谐思想文化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周太王行仁仗义孕育了周人代代优秀子孙。
     大约到公元前12世纪，周太王率领周人进行的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迁徙，史称“古公迁岐”。

据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82]。虽然，诗中未提及导致本次迁徙的原因，但战国史学家、大儒孟轲在魏国大梁（开封）周游时，曾对魏（梁）惠王谈到了这一问题。据孟轲《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83]

大意是，周太王曾经居住在邠（豳）地，狄人侵犯那里。太王送去毛皮和布帛，不能免除威胁；送去好狗良马，不能免除威胁；送去珠宝玉器，不能免除威胁。于是，他召集邠地父老，对他们说：‘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君子执政，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危害人。各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要离开了。’他离开邠地，翻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定居下来。邠地的人们说：‘他是个仁人，我们不能失去他。’追随太王去岐山下的人像赶集时一样多。

孟子以此说明周太王是仁人，讲义德，是可信的。太王在豳地实行德和义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已经发展成为仁，目的是为了在戎狄之地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局面。不然，周人以后生存和发展的艰难程度就难以预料了。
     对此，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对此认识得更为全面、更为完整。他在《史记·周本纪第四》中指出：“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84]在周太王面对戎狄野蛮进攻的态度上，司马迁与孟子的认识是完全相同的。这就使周太王在自幽迁岐的族群问题上，更增加了道德的感召力，因此追随者既有豳人，也有周边国人。
     总之，周太王的仁人思想行为，教育和影响了儿子季历、孙子文王、曾孙武王、周公、召公等一代代周人，也成为周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周成王治国执政的根本思想方法。

    （三）周公思想是对周太王治国理念的总结和弘扬。
     古公迁岐，始终不忘回归后稷、不窟先祖居住的故地中土、中原、中国；始终坚守中和、中正、中庸的思想文化理念，并成为后世子孙践行思想的巨大动力。
     因此，后人认为，后稷之孙，实惟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虽然，岐山周原是周太王看准的落脚点，但要想回归中原，就必须获得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走强国富民之路，也必须加强与中原母系氏族酋长姜、任、姒等姓的长期和亲关系。
     于是，至少自古公亶父时期，就开始与中原母系氏族建立了通婚关系，周王姜、任、姒等姓诸妃，也一直运用所掌握的中原文化知识，哺育了一代代周人的优秀子孙，由此揭开了姬姓与中原母系氏族的和亲联盟，谋划灭商兴周的序幕。
     有史家统计，从此以后到西周王朝终结，几乎每代的周王都有同中原母系氏族姜、任、姒等姓联姻的情况出现。这一重要决策，为周族的发展和西周王朝的兴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周人子孙思想方法形成和创新打下了牢固基础。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周太王积德行义的仁人之举，才建立了西伯国人与人、人与它族、人与中原氏族、人与岐山周原之地的和谐关系，才使周人在岐山周原立足、发展壮大，为岐周和谐文化真正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周公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周太公、周王季、周文王营造的这种家族、地理和社会大环境下，逐步继承和创新而大成的。
     周公思想文化的核心，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吸取上古时期发源于中原的五行、五方、五帝、五德文化精华，结合周人先祖教育的思想、方法传承，创新出的具有西周“义德”特色的思想文化，也是周人治国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成为了整个周代思想界、文化界、天王、诸侯、儒家共同效法和尊崇的思想道德规范。

总而言之，先秦古籍《山海经》记载的“西周国”，起始于黄河下游中原昆仑山的历史，再次印证了昆仑山具有包括周人在内的华夏民族发源地的显赫地位；印证了“西周国”“西伯国”“姬”姓先祖黄帝、嫘祖、帝喾、后稷、不窋等，最早出生于黄河下游昆仑山、青丘玄池、轩辕丘（楼）、不周山、燕姞、圃田一带的上古历史。黄河下游的昆仑山，不仅是周人始祖、周人思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周人发动“牧野之战”，“逐鹿中原”，实现“求中、得中、归中、执中”伟大夙愿的成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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