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一九七五年暑假，在西安某军事学院上学的作者参加去延安步行拉练时，曾和学员们一起到过陕西桥山黄帝陵，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黄帝大迹”石刻。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人们的认识还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很大。面对眼前这种“封建迷信”传说的东西，大家很不以为然。我也纳闷：为何在“文革”破“四旧”时没有将其扫除掉，却还要把它保留下来进行展示。所以，感到很不可思议。
近年来，随着对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文化接触和了解的日益加深，逐渐对“大迹”文化的传承脉洛有了新的认识何和看法。下面就把自己对“黄帝大迹”石刻的认识和看法加以整理，与大家商榷，以共同解开困扰我们的“黄帝”文化之谜，还原华夏历史文明以客观、真实的面貌。
一、对陕西桥山“黄帝脚印”说法的分析和探讨。
在陕西桥山黄帝陵一带，对“黄帝脚印”石刻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先记录下来，并谈谈作者的分析和看法：
（一）陕西桥山“黄帝脚印”有一个美好传说。
据陕西黄帝陵的导游介绍，凡是到陕西黄陵县谒陵拜祖的人，几乎都要到轩辕庙院内看一块颇具文化特色的历史文物——“黄帝脚印”石刻。黄帝的这双脚印，就留在正殿前西南侧约一米见方的青石板上。
当地民间相传，黄帝后妃嫫母看到黄帝整天光着脚四处奔走，不避寒暑，常常被碎石、荆棘磨破，十分心疼。于是，就用木板做底，兽皮、麻布做帮，发明了靴子。而这对脚印，就是她当年发明靴子所依据的黄帝脚印。如此说来，“黄帝脚印”石刻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
参观游览的人，总爱把自己的双脚放在黄帝脚印上试一试，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踩着先祖黄帝的脚印前进。”
这双“黄帝脚印”石为什么能保存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故事：黄帝时期，当初没有衣帽，更没有鞋袜，不是用树叶遮体，便是以兽皮缠腰。黄帝也和其他的群民一样，腰间缠着兽皮，光着脚板，长年累月奔走各地，为民造福。每到冬天，天寒地冻，黄帝出外巡察时也只好光着双脚。
后来，胡巢和于则发明了帽子和木屣。于是，有人便给黄帝做了一双木屣。虽然，黄帝穿起来比光着脚板走路好了多了，但行走起来却不方便，尤其是出外巡察、上山狩猎时无法行走自如，只好仍旧光着脚。这年的冬天，黄帝出外回来，脚冻烂了。黄帝身边一位名叫素雀的女子，偷偷用麻布给黄帝在木屣上缝了个布筒。黄帝在脚上试了试，太短小了，根本穿不上。而黄帝却不见怪，还表扬了素雀的创造精神。素雀感到十分难过。
有一次，素雀在河边担水，发现黄帝独自一人从河滩走过，留下了深深的脚印。素雀心里亮了。原来黄帝的脚特别大，如果按脚印制作在木屣上，再缝个布筒，就不会因为屣小而穿不上了。于是，素雀回家取来石刀，在黄帝脚印四周的胶泥上划了四方格，晒干后捧回家里，放在了石板上。然后，按黄帝脚印的大小，做成了一双软木作底、麻布作帮的高筒靴子。黄帝试穿后，觉得很满意。人类第一双高筒靴子就这样做成了。
黄帝十分珍爱这双靴子，平时舍不得穿它，只是遇到节日或开庆功会时才穿上它。黄帝乘龙升天后，臣民们将“黄帝脚印”石藏在了轩辕丘黄帝帝都的东大宫内。到了近代，后人才把它移到轩辕庙院内，并保存到现在。
（二）陕西桥山“黄帝脚印”有历史记载和考证。
夏代，居住中原地区黄帝的后裔、帝喾的儿子后稷，担任夏朝主管农业的官职大农（一称农正），一直传到公刘的祖父不窋。不窋晚年，正处于夏朝政治衰败时期，建都于河南汤阴“西河”（非山西西河）一带的夏王孔甲废弃农官，不务农事。不窋失去农官之职后，被迫逃奔到中原西部戎狄居住的甘肃庆阳、陕西彬（邠）县和岐山一带，与先期迁徙到此地的炎帝、尧帝后裔伊祁氏、祁（綦）连氏等混住，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渐成为戎狄部族的一部分。后来，部分戎狄后裔被迫迁徙到南亚和西亚地区，成为了首开中西方丝绸文化和佛文化之路的大月氏、安息氏。
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文中“戎狄”，是指中原地区的西部、或北部，也称“西戎”、“犬戎”等，在陕西的漆水、沮水、渭水流域。
文中“漆、沮”，为上古时期的水名。其中“沮”水即“沮”河，流经陕西桥山黄帝陵前，由周人先祖不窋、公刘自中原开封、封丘、原阳、延津一带传承而去。“沮”水之名，在中原的历史渊源较为复杂，在此稍作一些说明。
“沮”水，在中原也称“雎”水、“睢”水，发源于后稷母族姜原、嫘祖居住的开封、封丘、原阳、延津、南燕（奄、兖、弇）一带，也是黄帝元妃嫘祖的父亲“沮诵”，也称“封钜”、“丰沮”、“方雷”居住的“玉门丰沮”，地处昆仑山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北门，即“玉门”之位。
据清代《康熙字典·沮》解释：“《广韵》侧鱼切《集韵》臻鱼切，音菹。姓也。黄帝史官沮诵，三国沮授”。清代朴学大师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记载：“灉沮会同，引许慎曰：河灉水在宋。又曰：灉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兖曷与乎。意沮水即睢水”。说明“沮水”就是“睢水”，与“灉水”均发源于开封古陈留、封丘之地。
上古时期开封一带的“沮水”名称很多，也曾称“菹（俎、钜）水”、“渠水”、“白水（沟）”、“宿胥渎”、“阴沟（水）”、“狄（翟、湛、巴）水”、“沙（颍、溵、小黄河）水”等。“沮水”为《禹贡》中的称呼,而在《水经注》中称“济水”、或“睢水”，到了北宋称为“广济河”，即“五丈河”。
此水流经开封北部、封丘西南部时，与“灉水”会合，也就是《尚书·禹贡·兖州》记载的“雷夏既泽，灉沮会同”之处，今为方雷氏丰沮居住封丘的“雷泽（池）”，即“黄泽（池）”之地，后来“雷泽（池）”地名向河南范县、山东鄄城一带传承。
具有中国辞书之祖称呼的《尔雅·释水》中认为：“水自河出为灉”。“灉”与“雍（壅、澭）”、“墉（鄘）”相通，故也称“雍雝”。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记载：“西方为壅州”。说明“雍州”本指开封昆仑山”中国“的西部方位，古称“墉（鄘）国”，也称“雍”、“恒（垣、衡）雍”等，在今河南省武原县西北五里处,目前还有故“雍雝城”遗址。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义疏《尔雅·释水》认为：“《淮南子·人间篇》云‘楚庄王胜晋于河雍之间’，是‘雍’即‘灉’矣”。说明开封北部、封丘西南部的“灉水”也称“雍水”，发源自西部上游的河水、“灉”水和“雍雝城”方位，而不是西周之后出现陕西中部、甘肃东南的“雍州”、或“关中”之地。
清代历史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汳水，或谓即禹贡之雝水。春秋之邲水。秦汉之鸿沟。”“雝水”，即“灉水”、“雍水”，流经开封杞县丘陵之地称作“雍丘”。顾祖禹还认为:“汴原作汳……史记谓之荥阳漕渠，汉书谓之狼汤渠，汉张尼修之谓之济渠，五景治之谓之浚仪渠，魏时谓之官渡，北魏郦道元谓之阴沟。总之，一汴水耳。”说明“灉水”也称“邲水”、“狼汤渠”、“鸿沟”、“汳水”，“汴水”等，不仅出自是“灉沮会同”的“雷泽”、“黄池”之地，也是唐代开封“汴州”之名的来源。
文中“豳”同“邠（彬）”,也与“幽”相类，本义是指开封昆仑山“中国”的北、黑、阴方位。据汉族辞书之祖《尔雅·释地》记载：“燕曰幽州”。本在河南延津古“南燕国”方位的上古“冀州”。大禹治水后，舜帝将“冀州”一分为二称“幽州”“幷州”。此文化后被夏代后稷子孙不窋、公刘自中原传承到了甘肃、陕西之“豳”地。据东汉班固《汉志》记载：“栒（旬）邑，属右扶风。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也”。后公刘居此，为豳国。公元725年，唐代（开元十三年），因“豳”与“幽”二字易相混，而改“豳”为“邠”。“豳”、“幽”、“邠”均为古都旬邑名,在今陕西旬邑、邠（彬）县一带,是周人先祖公刘部落“豳（幽）国”的发祥地。到了周文王爷爷古公亶父时期，建立商朝西伯国于陕西西部的岐山之下，称“西伯侯”。
在这一时期，姬姓周人在西戎之地建起了不少“黄帝冢”，以祭祀远在中原的先祖黄帝。其中有甘肃正宁“黄帝冢”，陕西子长“黄帝冢”、桥山“黄帝冢”等。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这说明，自秦代到汉代，包括陕西桥山在内的“黄帝冢”，有一个从“黄帝山”转变为“黄帝陵”的过程。
据说秦国统一东土“六国”后，规定天子的坟墓一律称作“陵”，一般庶民的坟都称作“墓”。刘邦建立大汉后，又规定“天子陵”旁必设祭祀先祖功德的“嗣庙”。汉朝初期就曾在陕西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但秦代规定的天子“陵”与黄帝真正的下葬地有多大一致性，却值得认真审视。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不顾重要谋士娄敬劝阻，亲自挂帅北伐匈奴，结果失败。这使他认识到汉皇朝刚刚建立，目前还难以战胜匈奴的入侵。于是，他听从娄敬建议，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公元前197年，汉皇室族女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单于，“和亲”成功。由此，这位刘氏族女在北方匈奴所生后代，有相当一部分随母姓刘氏，发展成为第一个少数民族中的刘姓支脉。到了西晋时期，匈奴族人前赵光文帝刘渊还承认自己是汉王朝皇族的外甥子孙，并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明代学者张大龄《晋五胡指掌》记载：“玄羽逸史曰：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有之，自刘渊始”。
直到40多年后的公元前156年，即汉武帝刘彻时期，这一和亲政策才宣告结束。汉武帝即位后，汉朝进入强盛时期。为了炫耀文治武功，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了主动进攻匈奴人的计划。陕西桥山黄帝陵，就是当年汉武帝北征匈奴归来时，为祭祀黄帝所筑。据汉代《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
但是，汉代《史记·封禅书》还记载：“汉武帝北迅狩，还祭黄帝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 黄帝已僊（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耳。”
此时，汉武帝仍称陕西桥山“黄帝陵”为“黄帝冢”，说明陕西桥山“黄帝冢”与甘肃正宁的“黄帝冢”一样，最早不过是西戎人、周人祭祀先祖黄帝的一般神庙而已。否则，身为大汉武帝的刘彻不会如此孤陋寡闻。
1965年，陕西“黄帝陵”东南郭家洼村出土了所谓的“黄帝脚印”石。此石长62厘米(一说52厘米)，印深约2厘米，后来移至到了轩辕庙院内。据专家鉴定本是汉代文物，与汉武帝筑建“黄帝陵”为同一时期，说明不是上古黄帝时期的遗存。
（三）陕西桥山在昆仑山中央黄帝“中国”西方戎狄之地。
陕西桥山黄帝陵地处中原地区的西部，故称“戎”“西戎”“犬戎”“戎狄”之地。在华夏古人的观念中，三皇五帝居住在昆仑“中国”之位，以安抚四方的“夷人”。为此，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孟子·梁惠王》记载：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对于开封昆仑山三皇五帝“中国”周边的“四夷”，也有不同的地理方位称呼。据汉代礼学家戴德《礼记·王制》记载：“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周人先祖不窋自夏朝末期便自中原移居到了西北戎狄之间，成为“西戎人”“戎狄人”的一部分。不窋在“戎狄”之地所居的甘肃庆州弘化县“不窋故城”,史称“周旧邦”，至今“周旧邦”牌坊尚在。
“狄人”，是匈奴的前身。为此，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吕氏春秋·审为篇》记载：“狄人、猃狁，今日匈奴。”唐初著名良相、史学家房玄龄《晋书·北狄传》记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
“獯鬻”、“鬼方”、“猃狁”、“匈奴”，与夏代后稷的后裔周人一样，本是中原夏禹、后稷的子孙，因为氏族发展、内部斗争、自然环境等原因，被迫不断向西北部迁徙。
据汉代《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史记索隐》也引乐彦《括地谱》记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另作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中“鸣条”，在开封东北部的古“平丘”之地，今在封丘县黄陵岗平街村一带。
黄帝本名“轩辕”，先秦古籍中匈奴被记作“猃狁（xiǎn yǔn”）。“轩辕”与“猃狁”读音相同，是同一个族名的异写。正像夏禹、夏桀、獯粥为黄帝子孙一样，黄帝、帝喾、后稷、周人与獯粥、匈奴实属同族。
“西戎”是中原西部的一个方位名称，最早不具有贬义。居住昆仑山三皇五帝“天地之中”者称“中国”，居住昆仑山三皇五帝“天地之中”之偏者称“四夷”。汉代始建蛮夷邱，南北朝建“四夷馆”。明朝的“四夷馆”内又分“八馆”，称作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等。“四夷”是自昆仑山三皇五帝“天地之中”迁出的后裔子孙。因此，他们自觉地臣服于先祖之地“中国”的“中央帝”。但自满清征服中国以来，华夏民族传统上天下中心的“中国”，优于“四夷”的世代观念渐渐被打破了。
为此，中国历史上还曾多次发生过“华夷之分”的争论和斗争。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吕留良，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据清朝皇帝雍正所著《大义觉迷录》记载吕留良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在所著《大义觉迷录》中，严厉驳斥吕留良“华夷之分”观念，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可见，山西、陕西及其西部之地古称“夷狄”，从华夏文明传承来讲，不可能成为三皇五帝建都的昆仑山“天地之中”。
清帝雍正又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乎圣德乎！”雍正唯恐世人不认可自己的观点，又引用《尚书》观点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古人在华夷、君臣、宗亲、正统、居住之分问题上，是比较讲究居住和建都地理方位的。
这种华夏传统观，在日本、朝鲜、越南也有传承。据说在7世纪的日本，就视己为“中国”、“华夏”，视百济、高句丽与新罗等朝鲜之地为“夷人”；在13世纪又视自己为“九州”、“天下神州”，说中国在“崖山（南宋灭亡）后再无中国”，而自己可取而代之。据日本《大日本史·卷一一七》记载，公元740年（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日本奈良时代藤原广嗣上表日主说：“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文中公开宣扬“日本即中国”。
同样，朝鲜人也视日本为“禽兽之国”，称自己为“小中华”，并一直不认同满洲与清廷统治地位。朝鲜《成宗实录》认为：“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箕子”，为商纣王叔父，西周初期迁徙朝鲜半岛建国，史称“箕子朝鲜”。
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直至整个东南亚，始终自居为“中国”和“华”、“中夏”，称他国为“夷狄”,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西贡”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周边国家传承、接受华夏民族传统“中国”思想和汉代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些地区又被称作“华夏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
但是，随着小“中国”变成大中原、大中国，新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却极力反对华夷、君臣、宗亲、正统、居住之分，甚至采取“焚书坑儒”、“灭绝九族”等残忍手段，强化厚今薄古，今是昨非的新理念。他们积极倡导正统地位的关键在于“德”，而不在地理、宗族上的“远近亲疏”的观念。秦、唐时期如此，蒙、满时期也如此，只是方式、方法上有所变化而已。
相反，明代、民国时期则偏重于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理念。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两种理念在此消彼长中都得以创新、发展和传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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