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起源从华胥履雷神足迹说起（三）

作者：开封·韩鹏

（接上篇）

（四）雷神、华胥与帝喾、姜原同居开封、封丘一带。

假如，华胥、姜原“履大人迹”同在开封、封丘“雷泽（池）”，即“黄泽（池）”一地，那就意味着帝喾元妃姜原和儿子后稷，也同样居住在开封、封丘“雷泽（池）”，即“黄泽（池）”之地。历史果真是这样吗？且看史典如何记载：

据中国最早国别体著作《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可见，“姬”、“姞”姓均为黄帝之后。

对于“姞”姓，本为后稷母亲姜原“有台氏”之“台”姓。据东汉思想家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志氏姓》记载：“‘姞’旧作‘台’。说文云：‘姞，黄帝之后百姓，后稷妃家也。’”说明后稷母亲“有台氏”姜原与妃子“姞”本是一姓。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左传·宣三年》也记载：郑国大夫“石癸曰：吾闻姞人，后稷之元妃也。《注》燕姞，南燕姓”。说明后稷元妃为“南燕”的“姞”姓，也是对后稷母亲姜原有台氏之“台”姓的一种文化继承。

值得关注的是，后稷元妃“姞”姓，与后稷“姬”同音，又同在黄帝十二姓之中，说明两者同为黄帝父系或母系子孙。而后稷元妃“姞”，则是周人先祖不窋的直接繁育者。所以，东汉王符《潜夫论·卷九》进一步记载：“姞氏女为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姞氏封于燕”。

关于“燕”，也称“燕氏”、“燕国”、“南燕”等，不仅是指地理名称，也与简狄“玄鸟生商”的“玄鸟”一样，都是指“燕子”。据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东郡南燕注认为：“南燕国，姞姓，黄帝后。”唐代著名姓氏学家林宝《元和姓纂》也记载：“又南燕，姞姓国，亦为燕氏。”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杜预注《左传·隐公五年》记载：“南燕国，今东郡燕县。”文中的“南燕国”，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四十五里处，地名“城上”(大城村) 。“城上”，又称“台城”、“滑台”，也是“有台氏”姜原的居住地。对此，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燕”条记载说：燕县“国名，姞姓，后人称为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南燕”之地，历史悠久。周初，周公旦第六子伯分封于此地的“燕然之山”，也称“胙国”。周穆王巡守中土，打击东夷人时，曾到此地祭祀河神和后稷先祖。据魏国襄王在大梁编撰的《穆天子传·卷一》记载：“癸丑，（穆）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而“燕然之山”南部，便是开封昆仑山西北部最高的“舂山”之地。

因此，魏国《穆天子传·卷一》又记载：“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缶，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缶，赐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舂山”，也称“钟山”，是女娲、姜原母系及后裔西王母的居住之地，与“燕山”、“燕然之山”、“奄山”、“兖山”、“弇山”、“崦嵫山”同义同地。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奄”字：“荒、奄也。弇、同也。弇、葢也。古奄弇同用”。“奄山”也称“奄里”，最早在殷商王畿牧野（今新乡）一带，周武王灭商时逃亡到鲁国曲阜一带。清代《康熙字典》解释“奄”字：“又奄里，在鲁城东，即曲阜旧城址。《通志》谓之商奄里”。

其实，“燕山”、“弇山”等地名，既在开封昆仑山西北部“周人”发源的“不周山”方位，汉代刘安《淮南子·地形训》认为：昆仑山“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也是上古时期开封昆仑山“九州”西方的“弇州”方位，刘安《淮南子·坠形训》还认为：“天地之间，九州八极……正西弇州”。可见，“燕山”、“兖山”、“弇山”，是指上古时期的“济水”流入的开封昆仑山西部方位。

唐代经学家陆德明《释文》认为：“弇，古奄字。”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大雅·韩奕》记载：“奄受北（邶）国。”“北（邶）国”之“北（邶）”，在太极四象五行中为“水”、“玄武”、“太阴”之地。“北（邶）国”也称“鄁国”，为商代古国，在河南汤阴东南一带。“奄受北（邶）国”，说明“奄”地在历史上曾向西北迁徙，但都位于河、济两水淹灌近地，也是“阴商”，即“殷商”建都之地；“玄武”为龟、蛇合体之物，“奄”字本是“大龟”、“鼋”的形意字。故“鼋”、“奄”古音可通。“济水”流经“奄”地，也称“奄水”，即“兖水”。当地的“延津”之“延”，也由此音而来。商人萁子把“延”、“吉”文化传承到了吉林、延边和朝鲜半岛。

从开封看昆仑山西部的“弇山”方位，正是神话中“日之所入、月之所出”之地。古人认为，日为父，月为母。因此，“弇山”方位也是圣女、月神、“华胥”、“嫘祖”、“姜原”、“西王母”的居住地。据先秦古籍《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之神“弇兹”，被称为中华老祖母，是“风”姓始祖，也是指“华胥”以及“嫘祖”、“姜原”、“西王母”等母系先祖。“西海”，本指郑州东部的古代大泽圃田，也称“南之沛”。战国时期，居住圃田之地的著名道学家、思想家列御寇《列子·黄帝》认为：“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而“兖州之西”、“台州之北”方位，正是河、济两水之间的西周郐国和卫国之地。因此，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记载：“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说明最早的兖州在开封的西北方位，后来才迁徙到了开封的东北方位。这里正是风姓“华胥氏”、有台氏“姜原”的居住地。而战国时期魏国大梁，也曾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仪”邑之地。

前一时期，考古学家在新郑具茨山勘探神秘岩画时，意外发现了两处摩崖石刻，其中一处刻着“龙母潭”，还刻着“开封府新郑县黄水保……”、“万历十二年三月初一”等字样，本是明代开封府新郑县遗留的人文石刻。

“龙母潭”石刻具有深厚的文化含义。古人认为，伏羲居昆仑山的东方，在太极四象、八卦和时节文化中为“青龙”抬头的雷“震”方位。因此，伏羲氏是以“龙”为图腾的东方氏族。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十七年》认为：“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太皞氏”，也指“青龙”、“伏羲”。而具茨山石刻“龙母潭”的“龙母”，应指“伏羲”之“母”，即“龙母”华胥氏。可见，“龙母潭”石刻本是为了祭祀华胥氏而建。

华胥氏为“风”姓。因此，弇州方位的新郑具茨山上也有“风后岭”、“风后城”、“祖娘娘洞”等，都是对华夏母系始祖华胥氏“风”姓文化的一种传承。更令人惊奇地是，具茨山还发现了石刻“雷神大人迹”图，正与开封昆仑山西部“弇州”和“风”姓华胥氏“履大人迹生伏羲”的地理、文化记载相吻合，愈加印证了郑州东部开封昆仑山文化的客观存在。

据唐代王鹳《轩辕本纪》曰：黄“帝游华胥国，此神仙国也。”说明黄帝时期曾顺着贾鲁河，即古“鲁沟”、“黄沟”之水，曾前去西部的“神仙国”祭祀过华胥氏先祖。“华胥国”，也指“华胥之洲”、即“弇州”，为伏羲的母系先祖之国。“华胥国”母系大酋长，被后人奉为“圣女”、“神女”、“王母”，因方位在开封昆仑山西部的“弇州”之地，也称“弇兹”女神，“西王母”、“人祖奶奶”等。

因此，新郑具茨山附近的郑州樱桃沟一带，不仅发现了距今约2至4.5万年旧石器遗址，还建有“人祖奶奶庙”，也称“华胥庙、“碧霞宫”，后俗称“老奶奶庙”。这一遗址附近还分布着20余处旧石器遗存，正在开封贾鲁河，即古“鲁沟”、“黄沟”的上游，并曾与了黄池相通，也与上古时期开封昆仑山文化密切相关。

此外，遗址的地理方位，不仅与郑州圃田著名道学家列御寇关于“华胥氏之国在合（弇）州之西”的记载完全一致，也与传说中伏羲文化出现约一万八千年的历史最为接近。

三、华夏文明踏着钜人足迹一路走来。

分析和研究华胥踩踏的雷神钜人足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远古人类冉冉点燃的文明曙光，引导我们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文化中追寻华夏先民文明传承的历史脉络，也让我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华夏文明先民“东出”源于中国远古人类“西来”。

从中国远古人类遗址考古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来看，无论出现在中国云南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或是陕西距今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或是燕山距今约70-2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开始向河南许昌、郑州方向迁徙。大约在10万年前，中原出现了许昌灵井人；大约2-4.5万年前，又出现了郑州樱桃沟人。

这些远古人类的逐渐出现和不断进化，为大约2-1.8万年前雷神、华胥氏的出现实现历史性对接，也为以伏羲、女娲太极八卦等华夏原始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初步认为，雷神、华胥与伏羲、女娲时期，是远古原始人类与华夏原始文明历史的分界线。而中原郑州樱桃沟、新郑具茨山之地，便是远古原始人类与华夏原始文明地理的分水岭。

（二）黄河贯通和淤积是昆仑文化产生的地理条件。

大约1.5万年前后，随着中国西部地平面的不断抬升，囤积在西部的水源开始向东部流动，最终形成了贯通中国东西的大河，也就是后来的黄河。黄河的水源出自西部上游的青藏高原，而黄河的文化却出自东部下游的中原昆仑山地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中原的昆仑山，位置在河南孟津、荥阳的下游一带。落差较大河水流经孟津、荥阳之后，进入地势平缓的开封西部地区，河水中夹带的大量泥沙开始淤积，导致这一带的地平面不断升高，迫使海水向东部地区倒退，以开封昆仑山为中心的华北（也称黄淮海）平原初见雏形。

由于昆仑山地区气候适中、水土相宜、动植物繁茂，为远古人类中的雷神、华胥氏及其子孙进入昆仑山地区生活、繁衍和快速进化，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随着迁徙到昆仑山地区的雷神、华胥氏及其子孙进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远古人类的思维和实践能力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对大自然规律有了原始、唯物、形象和辩证的认识。到了伏羲、女娲时期，最终形成了以唯物、形象和辩证为主要特征的、较为系统的太极八卦观念，形成了华胥氏履雷神大迹、盘古（伏羲）开天地为代表的创世观，推动了以开封昆仑山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发展和创新，成为了领先和带动其他地区远古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先行者。

（三）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女娲居住的开封昆仑山。

伏羲、女娲时期创造的太极八卦原始文明，把华夏先民带入了一个思维观念开化、生存能力提升、劳作技能进步、氏族人口繁盛、人民和合相处的新时期。从此，华夏文明自三皇、经五帝、再到夏商周三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自商末周初时期以来，由于政权更替、氏族迁徙、王都移地、观念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伏羲的太极先天八卦文化被周文王的后天八卦文化取代了，三皇五帝居住、建都的昆仑山“天地人之中”遗失了，华夏民族所信奉的“天地人合一”观念淡化了。三皇五帝以德禅让的昆仑山“中央之国”公天下，演变成了为利争夺的“逐鹿中原”、“逐鹿中国”的家天下，太极八卦中的和合文化内涵和大同社会理想逐渐丧失，导致“周、秦之世霸道盛行”、“宋朝之后无中国,明代之后无华夏”局面的出现。

从此，华夏王朝建都远离中原三皇五帝时期的昆仑山“中央之国”，华夏核心文化偏离“天地人之中”的太极和合文化本质，华夏社会发展失去了“天地人合一”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后人在探索、发掘和研究华夏历史文明时，无法以华夏先民肇始的太极和合系统理论作指导，来认识、解决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源、传承问题。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用“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六句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概括，标志着现代中国人对华夏历史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现代中国人弘扬太极和合文化，建设美好大同社会开辟了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