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接上篇）
七、上古时期《夏小正》历法的传承。
上古历法最早起源于伏羲“太极八卦”和“黄帝历”文化。“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乃转变为人王之名。战国史官《世本》记载:“容成作调历,澍按容成因五量,治五气,起消息,察发敛,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时节定。”
相传“容成”为黄帝大臣，也称“广成子”“鄘成子”等，发明了历法。说明黄帝时期“治五气”、“作调历”、“时节定”，最早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
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所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即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
而到帝尧时代，则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到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殷商所行是以祭祀为中心每年两季的太阳历法。周代至春秋战国，或是历法的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八、《夏小正》十月历的历史演变。
在夏代初期《夏小正》历法中，一年最早只有十个月。在后来的历法变更中，逐渐演变一年为十二个月的版本。天文史家陈久金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后，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由于长期流传过程中后人添加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中原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古老的比较珍贵的天文历法知识”。这一观点在经历了许多争议之后，已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从《夏小正》文字本身来看，许多星象和物候用十月太阳历来解释，显得更合理。而且《夏小正》与南方彝族遗存的“十月太阳历”具有历史渊源关系。“西南云贵地区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一年分五个季节，一个季节七十二天。一年多余的五至六天(闰年)，集中放置在年底，不属于任何一个月。“彝族十月太阳历”，反映了中原夏人及历法文化逐渐南迁、南传的历史过程。
九、夏人古杞国有夏禹时期天文台遗址。
鹿台岗天文台遗址位于开封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村，文化层厚约2-8米,自下而上依次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早商文化等文化层。鹿台岗龙山文化层出土了正方形里有一个内接圆的房屋基址，是一处内墙呈圆形、外墙呈方形的特殊建筑。从内圆形和外方形的房址形制看，就是立杆测影的地平式日晷盘。再从实际尺寸计算，可以判断出外方内圆的建筑应是象征天地，圆室内巨大十字则是象征太阳。
这是古人用于立杆测影的天文台基址，而天文台建立的时间为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大约4600-4000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正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历史相吻合，也在夏人后裔分封的杞国之地，又与羲和氏制定历法的“空桑”同地。对此，晋代郭璞所注《山海经》引三易之一《归藏·启筮》记载：“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这一文献资料表明，早在帝尧命羲和氏四子敬授民时期间，该氏族已经在“空桑”之地负责天文观察和制定历法了。
对于羲和氏在“空桑”敬授民时的地理位置，古人也有明确记载。如宋代罗泌《路史》记载：“（空桑）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又引“《地记》言：‘空桑，南杞而北陈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这里的“陈留”“空桑”，就是夏人后裔受封的古杞国之地，汉代为陈留郡雍丘，今为杞县葛岗镇“空桑村”，是商圣伊尹的出生的。说明《夏小正》出自夏代大禹王都、即开封阳城（今开封禹王台）、空桑之地，具有同时期羲和氏的天文台可以印证。而羲和氏作为尧、舜、禹时期制定历法、敬授民时的天官，必定与尧、舜、禹帝王都同地。
由此，颠覆了尧、舜、禹帝王都在黄河中游的错误历史观。
十、孔子《夏小正》征采于杞县鹿台岗一带。
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天文台遗址，位于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时，自卫国、宋国到陈国、蔡国往返的必经之地。鹿台岗南部数百米处为大禹开发的汴渠古运河，今为惠济河；南部直线约14公里处为孔子路过的睢县古匡城。史料记载，孔子带领诸多弟子周游列国时曾途经匡城。《论语·先进》篇、《论语·子罕》篇都有关于“子畏于匡”的记载。也是战国思想家庄周《庄子·秋水》中记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的地方。说明孔子到过睢县与杞县交界的匡城之地。
不仅如此，杞县鹿岗台天文台遗址西南部直线约2.5公里的裴村店乡所在地，也是春秋时期因孔子周游时所得名之地。据杞县和裴村店乡传说：春秋时期，孔子率弟子到夏人古杞国征集夏文化，当路过今杞县东部一个村子时，饥饿难耐。无奈之下，一名弟子在村子附近逮了只鸡，煮熟让孔子吃。当孔子知道情况后，把该弟子训斥一顿，并亲自到村里赔礼道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孔子，就把此村子称作“赔情店”，后演变为“裴村店”。对此，杞县地方史料中也有这一文化传承。
以上两件事，印证了春秋时期孔子确曾有到夏人封地杞国征集“夏时”的历史。正与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羲和氏制定历法的鹿台岗天文台遗址、夏代初期禹王颁布《夏小正》历法的“陈留”“空桑”之地的历史相一致。
古代天文台管理和历法制定，历来是帝王顺天授时权利的象征。因此，上古时期的帝王都历来与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天文台、“地之中”同地。据西周姬旦《周礼·大司徒》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日至之影，尺有五寸”之地，便是上古时期的天文台之地，也是上古时期帝王“建王都”的“地中”之地。
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中也记载：“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奥，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这再次印证了“土圭测景，不缩不盈”的天文台之地，正是上古时期帝王“建王都”之地的华夏文明传承。而杞县鹿岗台天文台遗址，正是对开封古陈留为尧、舜、禹时期鸣条、空桑、阳城等居住地、帝王都和历法制定地的不二认证。
可惜，这些人文遗存、史典资料与战国史官《世本·居篇》、西汉戴圣《礼记》、西晋瓒会注《汉书·地理志》、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州郡部一》、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关于“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的观点，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同时应该看到，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天文台遗址、春秋时期孔子在杞县征集的《夏小正》历法，均出自夏人后裔古杞国，印证了尧、舜、禹三代居住地、帝王都均在黄河下游的大运河、黄河流域，而不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历史事实。
尧、舜、禹三代帝王都，在黄河中游的史论和考古观点可以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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