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接前篇）

（五）太极“和合”的发展观中没有终极社会形态。

太极“和合”世界观告诉我们，只要自然、人类社会存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升的过程和新目标就永无止境。

那种试图一劳永逸地建成人类最美好社会形态的思想观念，不仅背离了华夏民族太极“和合”之“道”的自然规律，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还是导致社会极“左”、极“右”思想和行为反复出现的根源。

太极“和合”世界观的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事物内部不同要素共处一体、此消彼长的状态下，由低级向高级、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规律。由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只有通过“和合共处”的方式才能实现“和平发展”，创造出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发展的方向，则由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共同作用结果来决定。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言，没有停滞、静态、绝对的“最终社会”和“最终目标”。“最终社会”和“最终目标”的提法，不符合华夏民族太极“和合”世界观，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过是社会空想主义在新形势下复活和运用而已。而物理学中存在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法则，正是自然、人类社会发展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只是相比于事物分合、合分之前的状态，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新形式，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罢了。

因此，当人们回顾社会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作用时，往往会留下许多遗憾。这种“遗憾”的出现带有必然性，正是人们站在事物发展新阶段和新高度，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反思。

可见，任何社会形态内部，都会在一定发展阶段出现“同化”与“异化”相互转化、不断提升的现象，“异化”是“同化”的新起点，“同化”是“异化”的新归宿。这是由太极“和合”之“道”、马克思“否定之否定”规律所决定的。承认它如此，不承认它也是如此，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太极“和合”的世界观，在古代华夏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同样具有历史传承性。据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1]大意是说：“和合”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而“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生存的。把事物许多不同要素结合一起，使它们创造出新的平衡、新的事物，称做“和合”。所以，它能够使事物不断成长、丰茂、兴盛起来。 

如果以事物相同的要素结合一起，便会出现同性相斥、自我消耗而难以“和合”为继了。所以，三皇五帝时期用太极五行之“土”，和“金、木、水、火”不同物质加以“和合”的方式，来解释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古人得出结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以，古人倡导“求同存异”的社会环境和社交氛围，也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的认同和尊重。但这种“同”，不是绝对的“同”，而是“大同小异”的“同”。太极“和合”世界观，是古人建设昆仑山“中国”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

可见，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太极“和合”世界观，本身就包含着事物共同体内部的对立与统一。“和合”是指事物矛盾多样性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讲，事物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必然包含着多样性的矛盾。所以，“和合”是新事物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自然、人类社会、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载体。

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不仅创造了太极“和合”世界观，还用太极“和合”世界观教化华夏先民，指导氏族邦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郑语》认为：帝喾、帝尧时期的商人始祖阏伯，即“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意思是说，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不同的人伦“五教”，加以“和合”，实施于社会教化之中，使百姓精神有寄托，生活有着落，过上了“安身立命”的安宁日子。

这进一步表明，太极“和合”倡导和坚持事物内部多样性相统一的世界观、道德观。不仅突出了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要素组成的融合作用，强调了矛盾在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而且也把“和合”作为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要素之间融合，作为理想的组织结构和存在形式。

周朝、秦汉时期，这种理念受到当时各派哲学家、思想家、经学家的普遍推崇和重视。据汉代儒学家韩婴《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天施地化，阴阳和合。”^[3]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也记载：“施教导民，上下和合。”^[4]而“太极”之“道”的形成，便是“阴阳和合”“上（天）下（地）和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人用以“天施地化”，教化华夏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 

由此来看，太极“和合”的世界观，自古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广泛而深入地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指导和育化着华夏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是华夏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与春秋道、儒文化传承。

三皇时期，伏羲创造的太极“和合”世界观，经过五帝和夏商时期之后，在周代得到了新的发展和传承。

（一）老子、孔子传承太极“和合”世界观。

春秋时期老子创建的《道德经·三十二章》认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5]文中“天地相合”，也指“阴阳和合”的载体“太极”“道一”。大意是讲，天地阴阳二气相互“和合”于“太极”之时，天下太平的瑞征“甘露”不求而降，自然而均匀地落到人世间。

孔子创立的儒学文化，也是对殷代“和合”世界观及礼乐文明的一种传承，并创造了具有“和合”世界观内涵的“中庸”文化观。儒学“中庸”之“中”，在天地、阴阳“和合”的“太极”“中央”之位，故“太极”之位就是“中央”，即“中”；“中庸”之“庸”，具有平常、平庸之意，也是天地、阴阳“和合”的一种平和、太平状态，即“太极”状态。所以，“中庸”文化观体现的本质也是太极“和合”世界观。

儒学“中庸”文化既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的传承，同时也代表太极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强调以太极“正道”的“中正”方位，与外在“节气”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合”之“庸”，即天下太平的结果。“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太极”“和合”“中正”“大道”；其外在表现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的目标是“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

“中常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其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性人格，达到至仁、至善、至诚、至诚、至明、合外内之“道一”的君子，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的“太平合和”境界。

所以，“中庸之道”，便是“太平和合”之“道”。纵观华夏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一直遵循太极“负阴抱阳，冲气求和”的规律生存、繁衍和发展。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坚守太极“中正”、太平“和合”哲学观的“大道”“正道”。

 对于“正道”，古人认为就是“中正”，即“得当”“得中”“得正”之位。周代《周易·离》记载：“柔丽乎中正。”^[6]著名古文字学家高亨注释：“象人有柔和之德，附丽于正道。”^[7]它处于不偏、不倚、不易的太极之位，以实现“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之中”的“大同”世界愿景为追求目标。

由此观之，“大同”世界，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太极“和合”世界，或称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或许要比追求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形态之说，更具有自然、唯物和辩证哲理，更符合华夏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古今传承不绝。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便是太极“和合”世界观。三皇五帝创建的昆仑山“中央之国”（简称中国），就是在太极“和合”世界观指导下，华夏先民不断实践、开创的人文成果。自然、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惟有通过不断求同存异的“和合”磨炼，推陈创新，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文化如此源远流长，开拓创新，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深层次原因。

太极“和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和合”，即“中合”文化特色，建国称“中央之国”，建都称“昆仑山地中”，居住在“中央、中土”，称帝为“中央帝”，道教讲“天地之中”，儒教讲“中正、中庸”等等，虽逾数千年风云变幻而更加穆然深厚、灿烂辉煌。

即使到了现代中国的“文革”时期，以太极“和合”世界观为突出代表的“中庸”文化，虽曾一度受到空前的大批判，却仍然在批判者思想深处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批判者，仍然把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视作“中庸”“中正”之位正确的标志，来对党内外左、右倾思想、路线进行甄别和批判。

比如，“文革”时期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当作介于极“左”和极“右”机会主义路线之“中”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来加以维护、捍卫和宣传。如1969年4月1日，林彪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8]这一时期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的。这表明，介于“左”、右倾机会主义中间的“中庸”思想和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路线。

再如，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曾有一句名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在这里，我们不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或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左”或“右”的问题妄加评论，但就防止“左”“右”而守“中”的文化观念而言，仍然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以及孔子“中庸”思想的潜移默化和继承。

这表明，拒“左右”而“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已成为中国人世代相承的文脉，虽历尽浩劫却无法割裂。对此，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老子《道德经》指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0]“守中”，就是坚持太极“和合”世界观和大道“中正”“中庸”文化观。尽管现代的人们，对于太极“和合”世界观和“中庸”文化观已知之甚少，但在思想深处却早已被这些观念潜移默化，深深融入潜意识之中。

据战国初期孔子之孙孔伋《中庸》记载：“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礼记·中庸》认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12]这说明“中庸”文化，既是对太极“中和”“和合”世界观的理论阐述，也是人类社会在现实中对太极“中和”“和合”世界观的实践运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太极“和合”的产物，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待续）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著 张永祥 译注：《国语》，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

[2]（春秋）左丘明著 张永祥 译注：《国语》，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

[3] (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12月1日版。

[4]（汉)司马迁 撰 (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 (唐)张守节 正义 顾颉刚 领衔点校 赵生群 主持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8月1日版。

[5](东周)老聃 撰(西汉)河上公 注 马连 点校《道德真经注》，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1日版。

[6](上古) 伏羲 (商) 周文王 (春秋) 孔子 凌永放:《周易》，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7月1日版。

[7]高亨：《高亨学术集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人民日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71年7月1日。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0](东周)老聃 撰(西汉)河上公 注 马连 点校《道德真经注》，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1日版。

[11]（春秋）孔伋：《中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年1月1日版。

[12]（汉）郑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吕友仁 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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