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接上文）
（三）商汤建都延续在夏都旧址“西亳”。
商汤为契、舜帝和商均的后裔。夏末时期，桀王无道。商汤从山东曹县“北亳”出发，在开封古莘国北部的“招讨营”、“老丘”之地发起“鸣条之战”，讨伐夏王桀，打败夏朝军队，并在夏王旧都之地昆仑山建立商朝“西亳”。商都“西亳”（相对于山东曹县北亳而言），也称“景亳”。据魏国陈留王曹植《殷汤赞》记载：“殷汤伐夏,诸侯振仰。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炎灾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111]文中“鸣条”、“桑林”、“伊尹”古莘国，均在三国时期曹植称王的开封陈留之地。
“桑林”，也称“桑间”，在古“濮水”的上游。今称“蒲上”。“濮水”，也叫“濮渠”，流经春秋卫国南部之地，其源有二支：一支首受济水于今封丘县西，东北流；一支首受黄河于今原阳县北,东流经延津县南。二支合流于长垣县西，经滑县、濮阳县入山东注巨野泽。可见，“桑林”、“桑间”，也与“鸣条”、“伊尹”古莘国同在开封古陈留地区。
后来，商都逐步自昆仑山向太极五行“北、太阴”方向迁徙，改国号为“殷商”，按照方位名称也叫“依（一）商”、“阴商”，同时建立侯国“邶”、“墉”等商邑，西周时期归属卫国，均在开封北部阴地。
这时的殷商文化，仍然传承着昆仑山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和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夏朝后稷、不窋、公刘的后裔、商朝西伯侯姬昌，已迁徙到陕西岐山、宗周一带，并有了很大发展。直到周武王发起“牧野之战”，打败商纣王，中原华夏文化的中心才首次转移到郑州西部的陕西宗周、洛阳成周之地。
自此开始，开封三皇五帝的昆仑山地理文化加速遗失，最终从人们历史传承和文化记忆中淡出。尽管后人在《封神榜》等小说中对其有所描述，却不过是作为一种文化追忆和传说留给后人，却总被当作神话小说看待，无法给后人以客观、历史的真实感。
（四）周代昆仑山演变为“霍太山”、“中天台”。
周公旦遵循周文王《清华简·保训》“求中”、“归中”的遗嘱，采取圭表占卜之法，测定周人“归中”的地理位置在登封、洛阳两地后，洛阳、登封就开始发生“天地之中”和“建王都”之争，长期没能解决好昆仑山文化与华夏文明发源的关系问题。其问题的关键，在于背离了太极河洛文化“一中”，即“天地人合一”等人文核心内涵。
商代末期，“昆仑神”文化在一些氏族中被传承为“霍山神”文化。夏启时期，居住开封昆仑（吾）山的风伯伯益（柏益、伯翳、柏翳）曾辅助夏王大禹铸造九鼎，作为夏朝统御九州方圆和天下共主的象征。到了商代末期，伯益的后裔蜚（费）廉为商纣王的御驾。在商纣王自杀后，蜚廉留居在山西东南的霍山一带。他把中原“昆仑神”、“霍山神”和养马驾车文化带到了山西霍山一带。西周时期，蜚廉的后裔造父，成为了周穆王巡守中原开封一带的御驾和赵人的先祖。
战国时期，蜚廉的后人魏惠王自山西安邑迁徙中原开封，建都大梁。魏人又把“霍山神”文化带回开封，在开封西北部建起了“霍太山”，作为祭祀先祖的功德之地。因此，“霍太山”又有“中天台”、“太一山”、“太岳台”、“岳台”等称呼，本质上都是昆仑文化传承的结果。
（五）魏惠王在逢泽北部禹都遗址“称夏王”。
开封大梁为魏惠王先祖伯益辅佐大禹，在逢泽北部的“阳城”称“夏王”之地。于是，魏惠王也在开封逢泽北部夏都“阳城”旧址“范台（宫）”，仿照“夏王”大禹，“乘夏车、称夏王”。据汉代文献学家刘向《战国策·秦四》记载：“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112] 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中，魏惠王是第一个敢于与周天王并肩称王的诸侯。
魏惠王还欲将自己先祖伯益辅佐大禹铸造、周天王继承夏、商王朝的“九鼎”，重新安置在开封昆仑山，即“沙（少）海”、“玄池”之滨和“晖台”之地的“霍太山”。对此，西汉刘向《战国策》记载：东周王朝著名谋士颜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113]文中“梁之君”，就是指魏国魏惠王，也称梁国梁惠王；“沙海”，也称“少海”、“玄池”、“黑池”、“元池”、“乐池”等；“晖台”，为舜帝时期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昆仑山“九成台”之地，在“沙海”北部的高台，即“晖台”之上，传说为舜帝建都之地。
魏襄王时期，曾准备重建昆仑山“中天台”，即“霍太山”，以加强自己在诸侯国中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优势，弘扬魏国昆仑山“夏王”的政治地位。对此，汉代刘向《新序•刺奢第六》记载：“魏王将起中天台，令曰：‘敢谏者死。’”[114]意思是说，战国时期，开封魏国大梁的魏襄王决定建造一座天下第一高大的台阁“中天台”，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一律杀头。
可见，魏襄王建台决心是很大的。魏襄王要建造的“中天台”，就是上古时期伏羲女娲昆仑山、舜帝九成台、夏桀倾宫的所在地。
- 唐代之后重新认定开封岳台为“天地之中”。
唐代杰出天文学家、数学家、道家学者李淳风（公元602年－670年）在《周髀算经》引述西汉刘向《洪范传》所记“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时，明确排除了陕西西安作为“天地之中”的可能性。他它指出：“是时汉都长安，而向不言测影处所。若在长安，则非晷影之正也。”[115]这种观点，与周文王姬昌《清华简·保训》中关于陕西宗周“日不足,惟宿不羕”的理念是一致的。
开封“中天台”，曾引起李淳风的极大重视，他在古浚仪“沙海”之地修筑太岳台，以观测北极星，并在《乙巳占·分野第十五》中引《诗纬·推度灾》认为：“鄘国,天汉之宿。(天津也。)”。[116]“鄘国”，为前文所述西王母和商代“鄘”地，也在开封昆仑山西北“天汉”之水（黄河、济水）自荥阳、新乡之间所流出方位。说明开封古浚仪太岳台，是唐代选建的重要天文台遗址。到了著名高僧、天文学家张遂（一行）（公元683―727年）时期，又重新测定开封“霍太山”，即“太岳台”为“唐之地中”。
正如日本东京大学著名道教研究学者福永光司所言：“把昆仑山作为‘天地之中’，使之与天枢——北极星相对应，与作为‘太帝之居’的北极紫微宫相对应的广大的世界地说，就原封不动地成为六朝时期以后道教宇宙构造论的原型。”[116]“六朝时期”，一般是指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公元222–589年）南方的六个朝代。说明“六朝时期以后”的唐代，延续了“昆仑山”是“天地之中”，与“北极星”、“紫微宫”、“太帝之居”彼此对应的观点。
这种认识，是符合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天地人合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也是打开上古时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之谜的一把钥匙。这种认识，要比现代中国某些历史学大家对上古时期华夏历史文化的认识，要朴素、客观、唯物、深刻地许多。唐代之后，华夏民族的“天地之中”才重新回归开封昆仑山之地。
自此之后的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多认定开封为“天地之中”。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大辽、后周、北宋、大金、后宋等帝王，也纷纷抛弃西安、洛阳王都之地，选择在开封称帝建都。这在实际意义上，就是对开封为昆仑山“天地之中”的一种认可。
但是，此时的开封昆仑山“天地之中”文化，作为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和三皇五帝及夏商诸王居住、建都之地的历史，早已被后人忘记，史典中也鲜有传承。人们仅仅知道“天地之中”这个深奥、空洞的文化概念，却极少了解“天地之中”与华夏文明发源地、昆仑山、三皇五帝居住建都地之间高度一致的本质内涵。于是，昆仑神山成为了青藏高原千里冰封的绝崖石壁，昆仑文化成为了人们传说中的美丽神话。
这种遗忘和遗失，不能不说是华夏各族人民、华夏历史文化及传承的一大悲哀。
让我们引用几段开封地方志记载，作为对开封古陈留昆仑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印证和本篇论文的结束语罢：
据清代《陈留县志·卷之首》记载：“今日之有陈留，实洪荒初辟五千余年之陈留，非二千余年文献之陈留也”。[117]
据清代《开封府志·卷三星野》记载：开封古“大梁在兖豫之区，其分野，则角、亢、氐、房、心，五者皆东方宿也。而以中土当之”。[118]
据清代《开封府志·卷五山川》中明代御使章焕记载：“余涉禹迹，按舆图，知豫州为九州之中，祥符（开封陈留）又为豫州之中，祥符虽一邑，藩省置焉。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119]
据清代《开封府志·卷十一学校》中明代郑州知州林厚记载：“郑河（荥泽水东流的一段）之水，其流泱泱。桥曰广济（一名五丈河），实居昆仑”。[120]
文中的“洪荒初辟五千余年之陈留”、“兖豫分野中土”、“九州、豫州之中祥符”、“广济、昆仑”之地，均指郑州东部的开封古陈留昆仑山之地，也是对我们关于昆仑山、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三皇五帝居住建都在开封古陈留观点的一种旁证。
咏叹兮，华夏民族的昆仑圣山！
魂归兮，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全文完）
以上文章由作者提供，不代表国学百科网意见，仅供学术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