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来源：《孔子文化》第25期

作者：杨雲荃

1926年10月3日，即旧历8月27日，是传统认为的孔子诞辰。厦门大学举行隆重庆典，时为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的顾颉刚在校长林文庆之后作了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演讲。林文庆演讲的题目为《孔子学说是否有用于今日》。林先生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中国人，从小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毕业，1921年受陈嘉庚之托，出掌厦门大学，前后达16年之久。林文庆热爱中国传统，这里演讲的具体内容已经不易找到，但推其意应该也是对儒家文化作正面的阐发。而顾颉刚的演讲正与林文庆相反：“林校长所讲注重应用，重应用者必重好坏，其目的在止于至善。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者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于至真。”（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

孔子思想学说及其在当时地位与对后世影响，是近代以来的大问题。也是古史辨运动中仅次于古帝王传说系统问题的第二大问题，讨论文章主要收录在《古史辨》第二册中编。然而顾颉刚对此问题的关注，及其解决思路的形成早在此前。1921年1月25日， 顾颉刚致胡适《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

“我又想起，若是我将来能够做孔子的史，我决计拿时代来同他分析开来：凡是那一时代装点上去的，便唤做那一时代的孔子。例如战国的孔子便可根据了《易传》《礼记》等去做；汉代的孔子便可根据了《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纬书等去做。至于孔子的本身，拆开了各代的装点，看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就不必同他本身做史。”（顾颉刚：《古史辨》 第一册）已经有了运用“古史层累说”的理论来研究孔子的设想。

顾颉刚的演讲整理成《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他先分析了孔子之前与孔子时代的“圣人”内涵，然而说明孔子在当时并未被公认为圣人。他认为，“ 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

顾先生认为孔子之前的“圣人”，只是指聪敏的人，并不含有道德意味，这恐怕有失偏颇。因为古代所说的智慧通常是与道德相联系的。顾先生所举《诗经，大雅》中两个“圣”的例子，就并不纯粹只是“聪明”的意思。例如《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只有聪明人才能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桑柔》：“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聪明人能以近知远，从长计议，其实是因为道德是使社会和睦、国家繁荣的重要力量。所以在这里智慧同时也是道德，并且只有这种具有道德的远见的智慧，才能称之为大智慧。可见即便在《大雅》《小雅》所表征西周晚期，“圣”的含义，就已经向道德的方向倾斜。

顾先生说《论语》中的“圣人”已经不是《诗》《书》中的含义，而“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但同时又认为《论语》中有一处保留了古义。《论语，子罕》：“太宰问於子贡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顾先生对此章的解释恐有未妥之处。太宰怀疑孔子是圣人，并不简单是多能，而是多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圣人”在孔子时代已经具有最高人格的内涵，但又不止是最高人格，同时还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功德的体现，所以太宰因孔子多能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而怀疑他是圣人。有人据此认为孔子在世时，已经被公认为圣人，这恐怕也不对。太宰说：“夫子圣者与？ ”明明是疑问的口气，如果孔子已被公认为“圣人”，怎么会有此口气？

其实顾颉刚先生并没有说孔子不被当时人（可能是部分人，也可能是很多人）称为圣人，文中说：“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那样厉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这很明白是认为孔子生前已有人希望他做圣人。我们看《论语》里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腧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虽然没明说孔子是圣人，但是以日月比仲尼，如此推崇，其实就是把孔子当圣人了。顾颉刚先生并不否定孔子在世时有人称他为圣人，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春秋末期国际间的公认，而只是部分人的期望与推崇。并且在他看来，孔子并不愿意接受“圣人”的名号，不愿意做教主，所以他才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 战国的孔子是圣人。”

顾颉刚厦门大学演讲的新闻报道出来后不久，10月9日《江声报》就发表了卓兰斋的文章《与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顾君讨论孔子事》（顾颉刚：《古史辨》 第二册），主要从两方面人手对顾颉刚加以批评。一方面由后起的史料证孔子生前即被公认为圣人。其实这是作者自己不明历史方法，误信后起的荒诞传说而导致的错误，顾颉刚此文中已论及此。一方面则又重新界定“圣人”和“神人”的含义，以证孔子名副其实。他说“圣者非有神秘之谓，乃尽人道耳。”难道“于事无不通之谓圣”可以说是“非有神秘之谓”？他说：“圣人曰神，亦谓其明察耳。”把“神人”中的神秘意味去除，等同于“圣人”。但顾颉刚认为汉代把孔子看作“神人”，并不是执着于文字定义，而是从纬书里找出了确凿的证据。卓兰斋要反驳顾颉刚应该从顾氏据以立论的纬书人手，而不应揪住《民钟报》上《厦大之孔诞祝典》中“至西汉而成为神人”一语不放，望文生义，对着空气作战。

卓兰斋的文章实在太糟糕，所以齐思和说：“至若卓兰斋君之 <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顾君讨论孔子事》一篇，疏漏舛谬，令人喷饭，尚一中学学生之不若，顾先生亦不弃刍荛，以备一说，更非常人之所能矣。”（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其实卓兰斋作此文前并没有听过顾颉刚的演讲，更还没有看到据演讲整理成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该文从10月23日起在《厦大周刊》上连载四期，至11月29日才登完，而卓兰斋的文章早在10月9日就出来了，距离《民钟报》的新闻报道（ 10月5日）仅4天。因为太过迫不及待，在没有了解顾氏演讲或文章详细内容之前，就凭自己未加审查的经史学养匆忙作答，难免不“疏漏舛谬”，为齐思和所讥笑。

关于“圣人”的争论，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2007年围绕李零《丧家狗》一书出版引起的论争。曲阜师范大学崔茂新教授批评李零的时候说，“这说明孔子在世时就被人们尊崇为圣人、仁人，孔子才谦虚而辞谢之。真正的圣人是决然不会以圣人自居的。”（ 崔茂新《李零是文化上的“欺师灭祖”派》） 这种逻辑在卓兰斋的文章我们也看到了：“孔子当日逊让不敢自圣，故仅许为君子。今顾君安得仅以君子许孔子而不以为圣耶？

崔教授对自己的逻辑相当自信：“李零立论的根据是，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所以他不是圣人；别人说他是‘丧家狗’，他欣然笑曰‘然哉!然哉’了，所以丧家狗就是孔子所接受所承认的对孔子‘客观’的评价。这种蠢猪式的逻辑出自一个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李零教授这种蠢猪逻辑，苏格拉底说‘我一无所知’，所以他就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蠢货，他说他是促使雅典人警醒的虻子，所以他就不是人而是一只虻子。毛泽东说他身上有-些虎气，有一些猴气，于是他就是老虎和猴子杂交而成。学术做到这种份上，还有一丝一毫的人之为人的灵性可言吗，做学问的人格尊严又在哪里？ !”

我们禁不住要问一句：如果孔子不承认他自己是圣人，不能说明他不是圣人，那别人说孔子是圣人，孔子就是圣人吗？这恐怕又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什么问题是知识的问题，什么问题是信仰的问题？例如，圣人是否存在？是否有道德完美无瑕，“于事无不通”的人？从知识的角度讲可以斩截地说，没有；但对于信仰孔子的人来说，却认为是有的。对于追求知识的人来说，孔子成为“圣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信仰孔子的人来说，孔子本来就是圣人，从来都是圣人，无可置疑。

当顾颉刚讨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样一个题目时，他并非全无价值立场。他说：“孔子成为君 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顾颉刚：《古史辨》）但是这个价值立场，是基于一个知识判断：不存在圣人。所以他的论证虽然并非没有问题，但大体上是期望用纯粹知识的方式解决知识的问题。而信仰者的问题则在于把他们的信仰问题当作知识问题来看待，并用知识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无论多少人承认孔子是圣人，无论孔子是否承认自己是圣人，都敌不过一个最简单的知识判断：没有圣人。卓兰斋的回应体现的是信仰者在知识轰击下的无所适从，手忙脚乱。他们用对手的武器来攻击对手，但对手的武器却又那么不合自己的手，所以伤了自己。我们不必争论中国的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和宗教有一定的相似性。持儒学宗教论者的黄进兴先生曾讥笑这种观点是认为牛有马性，但我想，牛虽然不能有马性，马也不能有牛性，但是牛和马都有动物性，都有哺乳动物性，总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们现在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名词之争，儒学是否是宗教，只是一句最简单武断的话，承认它是宗教，儒学也不能与一般的宗教全同，否定它是宗教，也不能使它与宗教全异。既然如此，何不具体分析其中异同，搁置这种无聊的意气之争？

儒学与西方宗教之同，在于他们都没有建立在牢固的知识基础，所以当近代知识一对 真的信仰发达以后，儒学与宗教一对善的信仰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儒学与宗教的信仰都不得不一步步向私人领域转移，成为个人的事，成为只保留在部分人心中的永恒的曲阜与耶路撒冷。但是儒学与宗教不同之处，则在于他浓厚的人文色彩，所以一方面对个别人物的信仰退向私人领域，另一方面抽象的社会伦理、道德哲学却可能发挥出比古代社会更大的作用，真正地走出中国，贡献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