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2期

作者：张龙

“外儒内法”是古代中国政治在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显著特征。虽然后代释道之争此起彼伏，但是未能冲破儒法治国这一体制。何为政治？政治就是治理，是统治者运用一定的程序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而法律就是“那一定的程序”。 因此，法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工具。儒家和法家都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在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的做法。

儒家提倡“仁”和“礼”。儒家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的平等性，认为人有尊卑、贵贱、智愚、贤与不肖之别。主张恢复“周礼”，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认为如此天下便会大治。儒家的“礼”具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其一，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等。只强调臣、子的义务，而忽视他们的权利。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愚忠”“愚孝”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统治原则与罗马法俨然不同，罗马法有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这种立法原则，今天仍在沿用。其二，封闭人才的上升通道。“礼”统治下的社会是凝固的社会，必然造成“龙生龙，凤生凤”的局面。“读 书做官论”本无可非议，但是不能重仕途而贱百工。如此，国不能任贤使能，人不能量才适用。各执其“礼”，社会难以流动，人性遭到压制，创新便无从谈起。用这种方法维护社会的稳定，无疑扬汤止沸。“礼”的消极性是明显的，但是“仁”却有其积极的因素。仁者爱人，重教化而轻刑法。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论”，其共同点在于重视后天的教育，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可以趋人向善。这在本质上肯定了人性的美好，尊重了人的价值。但是，儒家的“仁”是为了服务于“礼”，这又是其消极的因素。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法治国。法家从“性恶论”出发，认为必须通过严峻刑法来约束人的行为，社会才能稳定。法家承认人人平等（君主除外），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这已然接近了现代法治的立法原则。君主持“二柄”，运用“德”“刑” 以赏罚升黜，打通了人才的流动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人尽其才”。但是其严刑峻法，轻视教化的行为，可能会适得其反。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的严酷性，而在于它的不可避免性。动辄重刑，以致民不畏死，那么法就失去了效力。这样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儒法看似对立，其实有其共同之处，二者共同维护于社会的秩序。虽然法家排斥教化，但是儒家却不排斥法律，只是重视仁治、礼治而轻视法治而已。这也是儒学得以修正、融合的原因。中国古代“外儒内法”的统治原则具有其浓厚的人治色彩，当今之人多抨击其落后。其实不尽然，中国古代的人治是以“内法”服务于“外儒”，君主不在法的约束之内，这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落后性不言而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人治”就是落后的，法治也未必就是先进的，所谓“法律滋章，盗贼多有”，足可说明。因为法律毕竟是由人去执行。所以，一方面，由什么人司法很关键。另一方面，人治与法治如何达到平衡点也非常重要。做到既能克服法律制度的僵化，又能避免司法人员的随意，相互制约，趋于公正。“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也并非说明人治优于法治，这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两个方面。“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者，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儒表法里，以儒教化，治善人以礼;以法护航，治不善者以刑。

儒之治，德兴；法之治，才起。儒之治，让人重生；法之治，使人惧死。儒之治，重视之教化；法之治，恪守其刑法。儒法之治，取其精华：重教化而恪刑法，辨良莠而明赏罚。如此，人才尽其用，民众畏死生。才不在野，则国治;人慎犯禁，则民安。此殆儒法并治之佳态，非其落后，用之使然！若假以匡正，焉知其不可行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