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1期
作者：赵涵
（接上篇）
二、孔子与《周易》关系新证
如果说，《十翼》并非孔子亲笔书写，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易传》十篇，为孔子亲笔书写的可能性极小。按照欧阳修的考证，《系辞》《文言》中有“子曰”，不可能为孔子亲笔书写。《杂卦》汉代才出土，本非属于《易传》。《序卦》《小象》不可能早到春秋晚期。《说卦》头几章近于系辞。而《大象》早于《象传》，它们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孔子推崇述而不作，连《论语》都不是孔子亲笔书写，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孔子对《周易》所做的贡献。孔子是否与《易经》《易传》有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与钱穆先生商榷
钱穆先生在《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中提出的十条证据，前几条是前人所说，后几条是自己的创见，因而颇具代表性。下面将一一论证。
钱穆先生的第一条证据称， 汲冢所出有《易经》两篇，但无《十翼》，魏文侯好儒，以子夏为师，如果孔子作《十翼》，汲家不应只有《易经》两篇。笔者认为，魏文侯时代可能确实没有《易传》，今文完整的《易传》是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的，毕竟《易传》的思想在当时只是刚刚萌芽，孔子也只是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增改，定下了《易传》的基调，完整的本子应该是后世整理的。虽然当时没有《易传》，这并不能成为孔子与《周易》无关的证据，这样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未免太偏颇，不合历史常规。
钱穆先生的第二条证据称，《左传》鲁襄公九年，鲁穆姜论元亨利贞四德与今《文言》篇首略同。以文势论，是《周易》抄《左传》，而非《左传》抄《周易》。《左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具体是谁，共有几个作者，并不是确定的。古时没有出版印刷，也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古书多靠传抄，传抄时就会有增改，不一定与原本相同，而后人多喜欢在传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假托古人名讳，流传于世，《黄帝内经》即是一例，是古人假托黄帝之名写成的。《周易》与《左传》谁抄的谁并不明确，也不重要，两书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不再是先秦时的旧本，这也不能成为否认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证据。
钱穆先生的第三条证据称，《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周易》艮卦《彖传》也有此语。果孔子作《十翼》，记《论语》的人不应误作“曾子曰”。只此曾子一条，并不能成为证据，即使这句话确为曾子所说，也只是证明曾子研究过《周易》，那孔门弟子中研究《周易》的除了子夏，子木、子贡，又多了曾子，更能证明孔子确实研究过《易》。
钱穆先生第四条证据称，《系辞》中屡称“子曰”，明非孔子手笔。《系辞传》《文言传》中是有许多“子日”，其“子曰”又称“颜氏之子”。在帛书《要》篇中，这些“子曰”又称“夫子曰”。这说明《系辞传》、《文言传》中的“子曰”当为“孔子曰”。据廖名春先生的研究，《系辞传》中的“子日”部分与“非子日”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非子曰”部分是“子曰”部分的推理和阐发，“子曰”部分是“非子曰”部分的立论之所从出。两者在思想上虽有源与流的区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因此，《系辞传》《文言传》的思想出于孔子是难以否定的。钱穆先生的第五条证据称，《史记·自序》引《系辞》称“《易大传》”，并不称“经”，可见亦不以为孔子语。《系辞》虽不为孔子语，思想却是孔子的，其引用“子曰”来论述《周易》的卦爻辞，这是孔子讲《易》的直接证据。
钱穆先生的第六条证据称，《史记》推尊孔子，所以《五帝本纪》托始黄帝，而不述及《系辞》之伏羲神农，可见太史公并不以《系辞》为孔子作品。《系辞》不是孔子作品是可能的，孔子并没有直接写过《易传》，而是《易传》的思想源头，其大部分思想来源于孔子。
钱穆先生在第七条证据中称，《论语》无孔子学《易》事，只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条，据鲁《论》，”易”字当作“亦”。古《论》妄错“易”一字，便附会出“五十以学《易》”的故事。《论语·述而》子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陆德明《经典释文》：“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就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西汉时期，传世的《论语》共有三个版本：《鲁论》《齐论》和《古论》。梁代黄侃《论语义疏·序》引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鲁、齐二《论》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今文传本，《古论》则景帝末或武帝初源自鲁壁，属于古文系统。今文传本是由西汉初年的老先生口述所记，记录员将“易”字误听为“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中山怀王刘修葛中出土的《论语·述尔》篇，“易”字也作“亦”。池田知久以为这是孔子与《周易》无关的证据。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并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系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当为战国古文抄本，其时代明显早于以今文，也就是以隶书抄写的鲁《论》和齐《论》。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钱穆先生的第八条证据称，孟子、荀子皆不讲《易》。《史记》《汉书》均记载了孔子到汉初的易学传承顺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是：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野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蕾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的记载是：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鼾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虽两书记载的第三传和第四传的顺序不同，但孔子传《易》的顺序是十分清楚明了的。笔者认为若孔子与《周易》无关，司马迁和班固就不会整理出如此清晰的线索。孟子，荀子虽不讲《易》，但子木、子夏是研究过《易》的，帛书《要》篇也记载有子贡读《易》的事实，孔门弟子中有三人读《易》，可证明孔子亦读《易》。
钱穆先生的第九条证据称，秦人焚书不焚《易》，一辈儒生因而把一切思想学问牵涉到《易经》里面去讲，以造成汉初易学的骤盛。如果孔子作《十翼》，《易》为儒家经典，岂有不烧之理？刘震先生2011年7月25日在《孔子研究》上发表《孔子与<易传>的文本形成之管见》，刘震先生认为，在秦代，《周易》的流传形式估计与今天帛书《易传》大体相仿，就是《周易》的经文再加上一些解释性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内容比较混乱，在学派属性上恐怕也不是单纯属于儒家，而其主要的功用也不在于仅仅是传播夫子的微言大义，即使这些文字中偶有夫子之言，因为其身份的不确定性，它没有被焚烧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认为如果孔子是《易传》十篇的直接作者，那么《易传》是很难逃过秦火了。但从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来看，孔子并不是《易传》的直接作者，而是经后人整理而成，秦时的《易传》并不会像汉代或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完备，估计也就是交杂在《易经》中零零散散的几篇而已，因而也就没有被焚烧的可能了。
钱穆先生的第十条证据称，《论语》和《易》思想不同。《论语》的思想和《周易》的思想的确不同，这并不能成为证据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论语》同《周易》都不是孔子亲笔书写，思想不同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其中有多少后人附会的成分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孔子的确研究过《周易》。
（二）马王堆帛书《周易》
退一步说，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的文献也足以说明孔子与《周易》有关。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陈寅恪也提过：“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所谓的新材料，正是二十世纪出土的易学文献，主要有五种。一是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二是安徽阜阳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周易》，四是湖北荆门王家台战国秦简《归藏》，五是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筮法》《别卦》。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力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无关的论调。
马王堆帛书《周易》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墓葬时间为西汉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帛书《易经》，第二部分为帛书《易传》六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帛书的六篇传文，其《系辞》篇風与今本《系辞》文字多有不同，其内容基本相同。其余五篇则是两千年以来不曾见过的文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极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些争议， 比如在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考证上。其中《要》篇原文如下：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豪。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僭）□□（卜筮之类的辞）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日：“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屰（逆）而至（致）者，弗屰（逆）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辞。…..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子：“《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其德 而已，吾与史巫同塗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要》篇中可以看出，孔子晚而好《易》当为事实，子贡从孔子受《易》应属无疑。从帛书《要》篇得知，孔子不仅晚而喜《易》，而且在《易》上是下足了功夫，”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即是明证。且此篇文字揭露出不少孔子读《易》的史事，如：孔子与弟子子贡就《易》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此《要》篇明确指出子贡受《易》于孔子，但依《经义考》所考孔门之传《易》名单中并无子贡，而是子木，”兼通六艺” 者是子夏，亦非子贡。朱彝尊《经义考》云：“盖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奥之述《孝经》，子贡之间《乐》，有若仲弓、闵子赛、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刘大钧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经文资料，已考证《子夏易传》绝非伪书。估计是子贡始终不同意孔子晚年在学《易》上的新途径，因而孔门弟子只承认子贡”间乐”而不承认其受易。由《史记》、《汉书》所记载自孔子至汉代田何的传《易》名单中并无子贡，而只有子木。但子贡从孔子受《易》是确定无疑的，从《要》篇中可明确看出。
然而孔子好《易》的实质却是与他人不同。当时史官等人学习《周易》是为了占筮。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周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占筮，它是一部占卜之书，用以测吉凶，知祸福。孔子读《周易》，关注点主要是在研读卦爻辞上，通过研读卦爻辞而“观其德义”，阐发其中所蕴涵的“道德仁义”等义理。实际上这些“德义”已不是卦爻辞本身所固有的本义，已经属于现代“诠释学”所谓的诠释创造。孔子实际上完全否弃了通常研读《周易》的路数，开辟了新的研《易》理路，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超越当时筮占文化，创造新的易学文化。而孔子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突破人的命运的外在性，开始向德行转化。《要》：“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从此人的吉祥幸福完全依赖人自己的德行。其次是突破虚安的感性纠缠于理性之中，开始向理性的提升：过滤、清洁巫和数术文化中虚幻和非理性的思维因素。《要》：“智谋远者，卜筮之繁。”透露出清明、明晰的理性思维。孔子建立的新易学，是洁净精微的新易学，《礼记·经解》：“子曰：洁净精微，《易》之教也。”《周易》还是一本占筮之书，而《易传》则是一本哲学之书。具有神性和虚幻特点的古代筮占文化，经过孔子创造性的转化和提升，如“脱胎换骨”，展现为面貌一新的具有德行化和理性化特征的新质的易学文化。
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篇、《缪和》篇；以”子曰”论《易》的，有《系辞》篇、《衷》篇。
（三）郭店楚简
除去帛书《易传》诸篇，更有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有《六德》和（《语丛一》，郭店楚简的《六德》篇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检逆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不但将《诗》《书》《礼》《易》《乐》《春秋》并列，而且说它们都是记载“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即“六德”。可见在作者的头脑里，《周易》早已不是卜筮之书了，它与《诗》《书》《礼》《易》《乐》《春秋》同为儒家经典著作。这都应归于孔子的功劳，将一本卜筮之书转化为具有德行化和理性化特征的易学文化，上文已有论证。
因此，说孔子与《周易》无涉，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三、结语
我们承认今本《易传》十篇为孔子亲笔书写的可能性很小，但并不等于是说孔子与《易传》没有关系。客观地说，在《易传》形成的漫长年代里，是由很多人的努力心血凝结而成，才有了今天完整详密的《易传》。毫无疑问的是，孔子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在《周易》由非理性向理性转化的关键时候，孔子的贡献至关重要。从此，《周易》脱胎于浩繁的卜筮操作，逐渐走向洁静精微的光明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