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杨朝明

（接上篇）

如何处理德、法关系，是古今中外政治家、思想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孔子认为德治是政治的根本，盛德薄刑才能使天下大治。孔子重德，但不排斥刑法，以刑罚作为德治的重要补充。古代文献留下了孔子这方面的大量精到论述，在孔子看来，用应当刑以德治为前提，刑罚只使用于愚顽不化的人。正如古罗马谚语说:“没有社会道德，法律有什么用!”《商君书》中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生动衬托出“德主刑辅”思想的智慧光芒。具有高尚的道德，首先必须“明耻”，在“博学于文”的同时，做到“行已有耻”，按照“君子人格”自觉要求自身。在义、利关系上，孔子主张应当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重义而不排斥利，没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只是追求富贵必须以“义”为前提。在政治实践中，孔子不仅主张“务民之义”，而且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隔膜和复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世界许多宗教教义都有教人向善的类似表述。在中国，孔子继承中华上古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很早明确提出的推己及人、待人如己的原则最具典型意义。1993 年8月，”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通过并发表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核心内容是把传统”金律”作为世界各主要文化类型共同的最基本道德准则之一。人们承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数千年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的一-条原则。孔子反对损人利已、乘人之危欺诈残害他人，渴望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应当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黄金法则。

在继承春秋以前“和”“同”概念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命题。“和而不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西方学者汤因比等称其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和而不同”，孔子还表述为“和而不流”，它可用来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它不仅主张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也主张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协调。

孔子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孔子有“家国天下”的胸怀，在对待孔子文化方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在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中，在对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往往出现偏爱本土文化，人为拔高所在区域文化的现象。因此，孔子文化研究也要力戒片面，努力追求客观公正的认识。但很显然，孔子文化决不仅仅是鲁地的区域文化，也不仅仅是在中华民族中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本土文化。孔子属于鲁地、属于中国，孔子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

在当代中国，在当今世界，孔子文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孔子文化的特质的要求，更是时代的感召和呼唤。要平治国家社会，要进行道德重建，我们应当依凭孔子的人文教化。民族振兴的动力存在于其民族文化，民族要振兴，必须到民族文化中去发掘“内力”。孔子文化中有我们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人们不宜舍本逐末，费力他求。毫无疑问，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与此同时，更要弘扬和培育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华大地孕育生成了孔子文化，孔子文化也应当在这块土壤中继续得到培植，并使之为消解纷争、排除忧患、追求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所著《国史大纲》中，将“有知识的人”与“有知识的国民”区别开来，他强调，作为国民，人人都应该明白“我所自来”和“我之所属”的问题，应当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研究历史，探讨文化，需要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敬重与挚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与敬爱历史文化并不矛盾。历史研究当然需要“求实”与“考信”，但动辄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推给古人，既不实事求是，学术研究也难免出现偏差；没有对自身历史的钟爱，就不会有探索历史真实性的执着。因此，对待传统，人们不应“偏激”，不可“虚无”，更不能“狂妄”。我们经历过这样偏激的时代，现实中也不乏这样偏激的人，显而易见，这样的偏激有害无益。

应当承认，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有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在深沉的思考中，他们十分关注人之生死的终极意义，要求世人在信念上具有终极承担精神，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和人文境界。儒家倡导“君子”人格、“圣人”境界，注重人群体意义和社会价值。在今天的人文精神重建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它的永恒与普遍价值，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待我们民族文化的片面态度，现在最为重要的，应当尽力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正确认识孔子文化，正确看待孔子及其历史贡献，科学理解孔子在中华文化锻造过程中的作用，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文化的当代的价值。（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