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陈岳

（续上文）

三、由“一”始：孔子思想逻辑起点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是用“一”来概述整个自己所接触和阐发的文化，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实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数字并不是简单的数理含义，能用“一”来贯通，应与其代表含义有关联。《孔子家语·礼运》篇中讲“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这里的“太一”的概念，是否与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中的“一”是一致的？

《老子》中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得一指获得本源，本源是什么？是气，是水，还是道？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这个本源代表了整体与所有，存在着的与不存在着的，这之中它们纵向连续，横向联系，“得一则必得二”、“得二则必得三”，“一”本就可以生二、生三，在二、三中有药首先把握这个“”，可以说把本源简化为“一”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思维运动，而不是固有物。黄克剑曾说，“孔、老之道；通而不同，注定了‘教’或‘教化’的通而不通，而两种‘道’和‘教’的通而不通，则又注定了两种‘无为而治’的‘为政’观念的通而不同”。所以孔、老所通的地方是“合于那个时代的致思逻辑的”。

从史书记载中孔子与老子的对话来看，老子讲孔子所学是“其人与骨皆已朽”，不仅有所来源，而且时代久远。而老子所谈也是“闻之”的内容，这里有可能是老子的谦辞，但结合《左传》-书多谈“古之制”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老子的学说未必不是有所承接。对于儒、道两家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多有不同的见解。但要指出的是，孔、老关系并不等于儒、道关系。当代学者分析儒、道两家异同时，往往会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孔、老治学之初，非为成一家之言。从宏观上看，两者都是对三代文化的承接、研究和发挥；从微观上看，则是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系统学习和对当时存在问题的讨论。换言之，先秦诸子拥有共同的哲学本体。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把“一以贯之”中的“一”看做是一个本根性的存在是有-定道理的，而在历史上何晏、王弼、朱嘉等人在解释时正有如此含义。

夫子讲自己的道是贯通的，是在讲其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逻辑的前提是“一”的思维方式，逻辑的过程则是从“一”作为本根性的含义开始，所以夫子用“一”来贯通“道”。夫子整句话的含义与老子道生论的意思相近，他们都持有这种宇宙生成论（本根论）。子很少论及形而上的“道”生万物，但却常常论及人与“道”、人与天地的关系。相对老子关注本体论来说，孔子更加关注其方法论的运用，故而孔子追求“中”。

老子讲“侯王得一以为正”，“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孔子言“夫礼本于大一”，“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孔、老都讨论过这些概念，而且这些概念的相似之处，足以证明孔、老在认识到“一”之后，只是在“一”生二、生三、生万物的变化之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四、孔子学说的内在逻辑过程

借助老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梳理出在孔子学说的内在过程。简单说，在“一生二”的中，需要分定，分定就要有度，这个度就是“中”，至于“二生三”的过程中要“复相辅”，这个过程所求的正是“和”，所以在《中庸》里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此思路之下，问题便变成了“如何中？如何和？与“哪些中？哪些和？”的问题。基于这个问题，夫子提出了作为人的核心价值理念，包括内在的精神力量、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外化的“礼”，并通过“诚”的方式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终究用行动通往“大同”世界。

人在中国古代的观念当中本于天地所生。《礼记.礼运》中便讲“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老子论人，求“守弱”、“居为不争”、“寡欲”，实际是从天直接到人，省去中间论述的环节。而孔子则是更深人、更细致地揭示人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也就是在文献当中常见的“情、性、欲、心”等与“命、天、气”等的关系。郭店简《性自命出》篇讲“性相近，习相远也”，“道四术，唯人道可道也”，就是因为人性具有动态，具有感物而动的特点，才会有所差别，便会违背“一”生万物的主旨。这个主旨即是“天地位”、“万物育”。因此人才要“习”，术才要“道”。《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言论正是孔子思想中本一的最好体现。

“本一”就要“用一”，就是将“一”变化的方法用在人事当中，“用一”就是“用中”。“用中”是将喜怒哀乐发而中节，就是中节人欲人情，做到恰当、得位，做到符合“一”，也就是《乐记》中讲的“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用中”就是要使人道得正。

《说文解字》中徐错注“正”为：“守一以止也”。人道之正就是要合乎“”，老子亦言“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一”与“人道之正”的关系显露无疑。

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未必只有“人道”，但在涉及到人道的时候，孔子言求其“正”。《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哀公问政时，孔子说：“人道，政为大。”《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讲：“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天下之达德三，曰：智，仁，勇。”“明德”、“新民”、“至善”、“五达道”“三达德”都是“人道之正”，《孔子家语·王言解》中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道就是德，体用两分而已。“子日：‘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中庸是最大的德，是本一而用一，所以孔子讲“一”。曾子言“忠恕”，“中心为忠”，就是返回到性当中。“行己为恕”，考虑他人，能尽己之性，能尽他人之性，能尽物之性，所以“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这样的含义。

先民体会到“一”的变化，将“中”作为传承下来的理念，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手段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礼”正是在对“中”的继承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所在，正是用中的表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只要做好礼，就可以“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这里的“礼”与现代意义上的礼含义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行为规范、生活仪式，它还是一种制度。

作为行为规范和人生礼仪，礼的制定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的。礼是要“治人七情，修十义”，就是用中于人。在“必知其情，辟于其意，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的前提下，用合乎“中道”的“礼”规整人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长辈、朋友，如何待人接物等等；正确的看待人生中的种种重要阶段，比如成人、婚姻等等。

不仅仅是礼，孔子学术的内容、目标都是归于“一”的，《礼记.乐记》中孔子所教授的六经，所谈论的礼乐、道德、政刑，实际都是要归于“”。这个“一”就是“治道”，就是“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而走向大同社会的途径就是礼乐，就是用中于人事，而达到“人道之正”。

礼，“欲一以穷之”；乐，“审一以定中”。礼乐相和之至，是孔子心中的大同社会。《公羊传》中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刘尚慈先生在解释“大一统”时写道：“始于一， 归于一的王道政治”。这种王道政治正是西周时期形成的礼乐文明，它是一种和谐的境界。这种和谐是由内而外的，是人与外在的统一，是建构在人的心理情感之上的。不仅仅是与社会关系，还与自然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种和谐，追求的是在个体的完善下走向社会的大同。这样的统一，不仅仅是人道，更是整体下的“归一”。（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