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马聚英

（接上文）

三、双向建构的过程——宗教信仰和政治的关系

《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是从宗教–伦理方面解读三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所以不免存在一个宗教信仰与人们行为之间关系的问题，现以第五章“天命”来说明。“天命”一章以《尚书》为依据，主要以周初、摄政、还政以后周公的思想来说明西周天命观的变化。这其中便涉及到天命观与政治，即宗教信仰和政治的关系。我将二者的关系归纳为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不知正确与否。所谓的双向建构是说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一）政治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陈先生在本章中以周公为例，多次提到一个观点“早期中国文化价值理性建立的特殊方式，即价值理性是通过政治思想来建立的”。从商到西周，天命的伦理性格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在王朝变动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天命观变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康诰》中说：惟命不于常。殷败的结局极大的刺激了周公的政治忧患意识，使他认识到天命并不是永恒的赐予，而是可能转移的。周公首次将政治失败和天命关联起来，把历史现象上升到了一个宗教的高度，探索天命与历史人事的关系；二是《酒诰》中说：“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周灭股后，周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周如何保持天命不变?在（酒诰》中，周公将上天的意志与人民的行为相连。《召诰）中说：王其德之用，祈天之命。可见，周王朝要水保天命，保持王朝长治久安，首要做的就是“敬德”。以上可见，是王朝变动的历史促使了周公的理性自觉，使其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

（二）宗教信仰推动社会政治理性化

陈先生提到：“周公’不敢宁于上帝’的陈述，代表了作为统治主体的周人的集体意识，这与新教徒的个体心态相似，即由于不知道上帝是否可以保持其天命，故须努力明德保民，这似乎可以说也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促进了社会政治的理性化”（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第2009年版，第216页）。我认为，此处宗教信仰的变化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是肯定的。结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韦伯看来，“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中形成的心里约束力的影响，这种影响规定了实践行为的方向，并且约束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他们背后的宗教观念的某些特质。”正因为这些伦理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才消除了通过教会和圣礼得到救赎的可能性。人们要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然而如何让自己的意志足够坚定，如何来获得这种稳定感呢?那就是通过不断地劳作，或者是肉体的劳动，以此赚取金钱。韦伯觉得这些都来源于一种宗教信仰。这样宗教伦理的约束下才能不断地改造世界。这便是新教徒的心态，而周人的心态与新教徒是相似的。

可是我认为二者是有所差别的。周人的伦理观念并不是无缘无故才变的，前提是有一个刺激，而这个刺激是由政治产生的。而这个过程可概括为政治思想到伦理变化，再到政治行为变化。这后半部分的变化与新教徒是一致的。

结语

陈来先生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对儒家的起源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书中的方法或观点试作归纳：不同于“轴心时代”的观点，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重视对前轴心时代的研究；宗教学上，以宗教–伦理观念的变化为核心，研究宗教和文化的理性化过程；运用社会文化学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指出大传统规范、导引整个文化的方向，故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演生历程来追溯儒家思想的根源大传统；运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模式”和“精神气质”两个概念，研究三代的文化模式及中华文化精神气质的连续性。先生之作，不敢奢望能窥其思想内涵之全部，观书偶感，得之一二足矣。其中多有不当之处，请师友同好不吝赐教，明以教我为盼。（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