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8期

作者：巩宝平

荀子学说以儒家为本（参见苗润田《从<汉书，艺文志>看荀子的学派归属》载《现代哲学》2011年5期；杨朝明注说《荀子·荀子通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0页），“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同时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体大思精，内容丰赡，在后人褒贬评判与诠释中传承发展至今。当前荀子学说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全面化、中正化、客观化的情形，以传承弘扬其优长及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为主。但相较先秦时期的儒家如孔子、孟子而言，还是比较薄弱，且畸轻畸重，时厚时薄。回归全面扎实、相对客观的研究成为未来荀学研究的大势。

荀子学说体大思精，内容丰赡，按现代各学科学者的研究分析来看，荀子学说主要内容体现在天道观、人道观、人性论、认识论、社会论、政治论、教育论、文学论、辩说术等方面。不过，如按荀子学术的内在理路而论，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儒、墨、道、法成一家之言，围绕重建礼乐文明，期望儒术诚行、富国强邦，天下太平的核心议题，集中谈论了人生修养、学术批判、天人分合、性伪之辨、知行合一、名实之别、礼乐教化、明分使群、隆礼重法、王霸天下、富国强兵等各种话题，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理性思维与深切的现实关怀。比较《荀子》《论语》《孟子》文本，会发现荀学或不如孔孟思想一样，充斥着很大的理想成分，多有迂阔难行之处，它更注重的是如何以富有成效的措施去实现儒家理想。究其缘由，既与他们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关，也和各自的禀赋性格相关。

荀子学说之大，自有“物大然后可观”之处，但并非完美无缺，而且是在后人褒贬益损的各种评判与诠释中传承、发展，至今不衰。褒者如明代李贽，评荀子“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迁”（李贽《藏书·德业巨儒》），清代汪中在《荀子通论》中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近代学者梁启超曾云“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论支那宗教改革》），极尽恭敬之辞。贬者集中在性恶论、隆法论上，主要是唐代之后以理学家为首的学者们，如伊川先生评论“荀子极偏颇，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云：“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朱子语类》第八册，卷一三七）。正因为以上两种观点的博弈，使得荀子和荀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出现汉唐之前较高、宋代之后渐低的变化。近世以来，荀学在时人的眼里仍然时俊时丑、飘忽不定，即便同一位学者，前后评价也不尽相同。如梁启超在早年称荀子为“儒家中最狭隘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又肯定其为“社会学之巨擘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十五.中国法理学发达史》），云“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荀子也。而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学，而大同之统治殆绝之所由也”，在指出荀子全书的四大要义（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义、重考据）的基础上，他总结道“二千年政治，皆出荀子矣。而所谓学术者，不外汉学宋学两大派，而实皆出于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论支那宗教改革》）。归其因来，盖荀子学说所涉广博，体大思精之故也。

不过，近代以来荀子学说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全面化、中正化、客观化的情形，以传承弘扬其思想精华为主，晚近十余年来尤其如此，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一点。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黄朴民先生在2012年“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辞上，总结荀子学术有以下几个特点：体系上具有综合性、理论上具有厚重性、学术诠释上具有多重性、学术功能上具有人世性、学理上具有汇通性、影响上具有深远性；认为“荀子在我们先秦时期，甚至在我们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当中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学术也就是他的重大价值，是先秦学术融会贯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儒学自己这个学术发展史上–座很难超越的高峰”，这种评价相对来说切中荀学之实，弘扬了它的优长，发掘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荀学研究的未来趋向。关于荀子学说的优长及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学界亦有论述，如李宗桂先生曾撰文专门总结了荀子对中国文化的四大贡献：一是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礼治模式的基础，二是为西汉中期的思想统一提供了理论前提，三是开创了儒学自我更新调适的范式，四是弘扬了儒家道德自我提升的至上性和正当性。杜维明、刘又铭、韩星等学者对荀学的当代价值与重构也有精辟的论见（参见庞朴主编（儒林）[第四辑]），值得潜心一读。就论者阅读《荀子》的经验而论，荀子学说的精华与优长及当代价值，亦可大致归纳如下几个方面：一、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学礼明道为君子儒贤能圣人儒术治国的蓝图，可与柏拉图的哲人治国之理想国娘美。二、第一次为中国大众提供了心灵安顿之所，即在（礼论）篇指出天地先祖、君师为礼之大本，至今仍见乡里普通民众供奉写有“天地君亲师”牌位作为信仰者，其影响深远可以想知。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性恶论，开启之后性恶性善之争鸣，虽然其与西方的人性恶论有千差万别，部分学者辩驳其非真正的人性恶提倡者，但荀子性恶论仍不失为东方中国古代学者勇敢地直面惨淡人生与两面人性而发出的黄钟大吕之音。四、第一次辩证地看待了天与人、前王与后王、天资与教化等各种思想范畴的关系，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五、第一次实现了对礼这一古老思想课题的创造性转化，如礼理互通、礼法结合、礼之各种来源与用途等，为后世儒学从弘道为主向讲理明性转变的关键环节。六、第一次鲜明地弘扬理性，追求理智地全面思考言行，但不排斥感情，讲求缘礼饰情之乐学，是当代儒学与西方钟摆于理性与非理性之前的哲学思想相融汇的理想接口。当然，抉发扬表荀学优长与价值，是见仁见智、一语难尽之事，以上所论，亦是一己私见，仅供参考。

荀子学说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学理意义上探讨与研究者良多（可参见范红军《近十五年来荀学研究综述》，白立超《近十年国内荀子研究管窥》，惠吉星《四十年来荀子研究述评》，江心力《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胡可涛《国外荀子研究述评》，佐藤将之《二十世纪日本学界荀子研究之回顾》，林桂榛《荀子生平、墓地研究及荀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但相较先秦时期的儒家如孔子、孟子而言，还是比较薄弱，且畸轻畸重，时厚时薄。回归全面扎实、相对客观的研究成为未来荀学研究的大势。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那么，今后的荀学研究需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学者应当从先秦儒家思想演变轨迹链条上去认识有学。如孔、孟荀在人性善恶上有其微别，孔子人性观是浑融无间，孟、荀则十字打开，一主善，一主恶（至少是不善）。但孔、孟、荀三儒，皆法先王，尊仁义礼，志于为社会与国家培养效力出智的士君子，在求学劝学、崇德向善方面一致，有其大同之处。在法后王还是先王、霸王义利之辨上，亦可作如是观。第二，从先秦诸子思想生态地图上去认识荀学。荀子对儒家和其他各家（如孟、墨、老子、名辩家、法家、稷下思想家等）的继承与批判，除了个人的思想特质之外，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何关系，如何将先秦诸子群体与个体结合起来，洞察荀子心目中的诸子思想与诸子思想孕育下的荀子思想。第三，从先秦礼乐文明的变迁发展上去认识荀学。礼乐文明是诸子思想的源头，或隐或现于百家争鸣之中。荀子在批判、继承与发展中弘扬礼乐之学，这种理路是如何展开论证的，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何在。第四，从《荀子》文本的内容义理上去认识荀学，在注意前三者的同时，从内容、义理上去分析《荀子》文本，前后对比，互相发明，以全面认识荀子学说的优点和不足。

总之，荀子学说体大思精，独步一时，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里一颗永远璀璨的明珠，闪现着独有的魅力，让后人观摩习玩不已，启示良多。张觉先生认为《荀子》“其书颇多洞察社会政治、道破人情世故指示立身行事之论。故读是书，非但可知感人之学术思想，亦必有益于立身处世”（张觉《荀子译注·前言》），洵然确论。荀子学说如此，其他古贤之说特别是先秦元典时代的著述，亦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