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庐山远公话》话本忠孝思想儒佛交融特点
来源：《孔子文化》第18期
作者：屈园
一、儒家忠孝思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忠，敬也。孝，善事父母者也。”而儒家自孔子创始以来，最根本的思想便是“孝”，所谓“百事孝为先”是也。孔子名徒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杨伯峻：《论语译注》）在家侍奉双亲为尽孝，而把事亲之孝用于事君则为忠。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忠臣，正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之家”。忠孝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藉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儒家的理论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儒家关于“孝”的阐发，当属《孝经》。《孝经》因纯讲“孝道”，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用来劝励老百姓行“孝”，再由“孝”以劝“忠”，故而得以列人《十三经》之林。儒家之孝，讲求“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故而成为历代帝王“顺天下”，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胡平生：《孝经译注》）。至于忠，《论语》里多有论道，如首篇第四章便有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教导学生：“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杨伯峻：《论语译注）》）”《左传.僖公九年》载荀息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由此可见，在儒家的观念里，“忠”是人所应当具有的“内尽其心，外尽其力”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孝”，本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奉养和尊敬的责任与原始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进而演化成为强化封建社会大家长权力的宗法道德规范之内涵。这种“孝”，主要表现为子女“善事父母”。<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日：无……樊迟日：‘何谓也？ ‘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记.祭统）亦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陈游注：（礼记））儒家的伦理道德，又从这种孝道引申出“忠君”思想。正所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孝经译注》）君臣犹如父子，所以以孝事君则为“忠”。而君王以孝治家国，百姓才会效忠于他，此即《论语.为政》所说：“孝慈，则忠。
二、儒佛忠孝思想之磨合与交融
佛教自东汉明帝遣人西行求法，才开始得到官方认可。佛教主张人生是苦海，四大皆空，滚滚红尘，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一心向佛，才能跳出苦海，超脱生死轮回。并认为“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梁僧佑：（弘明集》）。这些主张，使得佛教在魏晋时期中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开来。然而，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避世思想，正与儒家的忠孝人世思想结为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此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根本“孝”的内容，正如上文所述，包括对父母生前的赡养，和死后的祭祀致礼，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译注》，且肩负着传宗接代的子嗣重任。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佛教的戒律清规。作为佛教徒，其一，便是剃发出家。而这种剃度，在儒家的观念里则为大不孝；其二，佛徒一旦皈依佛门，便是出家人。顾名思义，出家于寺，就不能奉养双亲，而且不可成家。这些佛规，无疑会遭到儒家的非难和攻击。因为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伯峻：《孟子译注》）所以，儒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一直相持不下，冲突不断。
这种矛盾冲突，最早在东汉末牟子的《理感论》中就有所反映。然其大规模的伦理层面的争论，则是从东晋开始的。“沙门不敬王者”，是当时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一。 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大臣庾冰代晋成帝下诏，斥责沙门不向王者致敬，是“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弘明集）），主张沙门见到皇帝应该行跪拜礼，遵守世俗。庾冰认为“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段 玉明：《从相争到合流一中 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之后，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太尉桓玄再次重提此论，认为“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梁僧佑《弘明集》）。
对于这些责难，慧远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五篇短文，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佛教并不是背弃亲尊，指出佛典之中也有关于忠孝之道及敬父母、尊君师的记载，教导在家信众应该遵循礼法名教；对于出家沙门，他认为只要能成全功德，就能让六亲乃至天下得到益处。因此，出家虽背离亲情，亦是不违孝道；虽不拜王者，亦是不失敬意。（段玉明：《从相争到合流一中 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其实，在最初翻译佛教经典之时，僧者就开始注意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来适应中原王朝儒家孝亲观。儒学是当时汉晋社会的根基，早期来华的译经师们，不得不以其独特的宗教敏感性，采取了删改等方法来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协调，并译出一批体现菩萨孝顺心肠以及宣扬报父母恩的佛经，比如《梵网经》《大智度经》（盂兰盆经》《佛说孝子经》等。其中《盂兰盆经》，更是因其“目连救母”的故事，而被誉为中国“佛教孝经”。而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目连戏”，在民间更是颇为盛行。
由此，佛家逐渐开始加强了对佛经之中原有的孝亲思想的宣传，并将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臣欺其君，子欺其父”、“不孝二亲”、“朋友无信”以及“无义无理”、“不仁不顺”等行为归人“五恶”之属。为了显示对孝道的重视，佛教还把孝的宣传纳人佛事活动，最典型的活动之便是“盂兰盆会”，而且长久流传。这些之所以盛久不衰，关键便在于它们将佛教教义和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孝”观念糅合为一体， 使它们为世人所接受 、所喜爱。唐代高僧释道宣强调，佛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何春明：《浅议唐朝的宗教政策及其执行一以佛教为例》） ，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益处。隋唐以来，又出现大批宣扬佛教伦理儒家化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就因为强调父母孕育之恩当报，而得以广泛流传。更多的佛教学者同时撰写论著，阐述佛教道德观和儒家忠孝观的一.致性，公开提倡“忠孝”。禅宗六祖慧能，更是将佛教修行与儒家忠孝联系起来。他说：“心平何劳持戒，性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张玉林：《漫谈<金刚经><心经><坛经>》）至唐后期，甚至涌现了一批以孝出名的“孝僧”。
三、话本忠孝思想儒佛交融特点
《庐山远公话》早在佛教人传中国之前，儒家思想已经在敦煌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扎下了根。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这种浓重文化氛围的影响。《庐山远公话》是敦煌文学中较为白话、故事性强的佛教话本，主要叙述远公被劫为奴，而后又卖身以了结前世宿债的故事。其中又插入了“锡杖泉”、“山神造寺”、“庐山龙”和“远公与道安论法”等几个典故，并以《涅盘经疏钞》为线索，贯穿整个话本。话本主人公”远公”，就是东晋末年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为当时南方僧人的领袖人物，弘扬佛法，翻译佛典，其声誉甚隆。慧远和尚所进行的佛教活动，推动了佛教在中原王朝的传播流广，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有关他的故事，在民间也多有流传，庐山远公话》是其中之一。其情节跌宕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易懂，是一篇比较成熟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敦煌学作品。
《庐山远公话》中多处用到儒家典故等，儒佛两家忠孝思想的交融多有体现。纵观话本，在前半部分中，僧人对长辈、对树神所化“老人”的“孝”与“敬”， 都有迹可寻。这里择数例简要说明。
其一，慧远欲“寻溪渡水，访道参僧”，而辞别师傅旃檀和尚时，先“进步向前”，然后“合掌鞠躬”，“再礼辞于和尚”，最后才登长路，踏上征程。可见在对尊长的孝与敬这一点上，儒佛两家是相通的。另处，贼白庄率众前来寺庙打劫，寺中僧人四散而逃，唯有远公高徒云庆“在于高峰之上，望见本师在于寺内”，于是他不顾危险，“奔走下山”，劝说远公离开寺庙；遭远公拒绝之后，云庆“举身自扑”，又伤心不已，“七孔之中皆流鲜血，良久乃苏”。可见云庆对其师之忠孝情谊。
其二，树神巡检山川，“当时隐却神鬼之形”，化身为一老人，前去试探远公。直至庵前，远公道“万福”。“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远公向老人唱诺施礼，可见其对老者之孝与敬。
其三、远公经白庄卖身于相公为奴，以偿宿债。为奴期间，“驱使常在宅内，或即粗语嗔喝”。远公以相公为主，忠于相公，事以忠心。远公之行事处方，可见其对相公之忠诚。由此可见：作为较为典型的佛教话本，《庐山远公话》渗露着儒家的思想元素与文化理念，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观”。忠孝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藉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儒家的理论核心，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然而，东汉末年人传中原的佛教，其清规戒律与儒家忠孝观相对立。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不断。经过长时间的论战与磨合，佛教注意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来适应储家忠孝观，并加强对佛经之中原有的孝亲思想的宣传。儒佛两种文明于“忠孝”观方面，渐趋一致，走向融合。对于此点，《庐山远公话》便是很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