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郑治文
一、生活——儒家伦理的“源”与“用”
伦理一词，源出希腊语，指世间的风俗、习惯、性格等；英语中的伦理学作“ethics”，指如何做人的大道理的学问。哲学上一般认为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准则。伦理学一词虽然19世纪才传人中国，但其研究人生道理的指向，即道德的是非、善恶、美丑及优劣之意在两千年前的我国古代文献中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伦，即类、辈；理，道理、原理，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从这个角度而言，儒家的“礼”即是“伦理”，“礼”无疑是儒家伦理精神的根本体现，也是对儒家伦理最全面精准地概括，儒家伦理一言以蔽之即是“礼”。因为儒家的“礼”，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准则、标准、秩序、规矩、制度，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解各种冲突和矛盾，协调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的和谐有序。关于这点荀子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又说“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人最为天下贵，而且牛马为用在于“群”，“群”何以能行在于“分”；能“分”则在于“礼”。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逻辑是：群——分——礼。“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荀子•富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败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总要赖于一定的礼仪规范（礼）来加以调节，包括需要一定的礼文仪节、等级秩序、伦理道德等等，使每个个体都“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据此而言，儒家伦理正是这样一种“礼”，属于“礼”的范围。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就是“礼”，它是儒家伦理体系中的最根本的内核，是儒家伦理的起点，是本，是根，所以儒家伦理中就是一种“礼乐型”伦理。张岱年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礼”的秩序即是中国伦理的秩序，荀子对“礼”的起源的论述，就有某种追问道德起源的意义。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并把“礼”说成是“百王之所积”的结果。其实作为社会法度、秩序、规范、道德原则的“礼”起源于人类生活，当然正如荀子言“百王之所积”，即这是久远历史的成果。先贤圣哲把先民漫长生活中积累的伦理生存智慧加以概括、总结、提升，就有了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的秩序。所以“礼”的伦理规范，也就成为了中国伦理秩序的起点、源头、根本。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伦理秩序建构过程就是“礼”的损益转化过程。以礼为原点，以周公”制礼作乐”为端，中经孔子以“仁”释“礼”，董子倡“三纲五常”之“礼”，到宋明诸儒将“礼”引向抽象思辨，经过对“礼”的四次创造性转换终于完成了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
以礼为起点、基调的儒家伦理滥觞于西周的文化维新。中国文化的具有伦理宗法特征，这种文化特征可追溯至西周。西周建立后，为巩固统治秩序，在沿用商代种族血缘统治的办法，实行分封制、宗法制的同时，又完成了文化模式的转换与创新，周公制礼作乐建构创新的礼乐文化，《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把氏族社会作为生活习俗法规的“礼”转换成为了文明社会的伦理秩序，将氏族社会日常的秩序、规则升华为伦理化、制度化的礼乐制度。这就是“周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礼记•曲礼上》）由此可见周礼实际上就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即周礼中已经包含着伦理秩序的原则。“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王国维论及周代制度的要旨时说：“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引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由氏族社会生活规范、准则到伦理化的礼乐秩序，奠定了儒家伦理的元模式。周人所确立的礼乐秩序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展，以极其强劲的力量规范约束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善恶是非观念。
春秋之时，礼坏乐崩，王纲解纽，社会失序，动荡不堪。“务为治者”，深信斯道未丧，孔子起而接续斯文，矢志“复礼”、“从周”。“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理由。”（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孔子的理由正是“仁”，他述而有作、纳仁于礼、以仁释礼，给“礼”注人了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礼”学的新境界。“‘礼’本来就是一种外在的规定、约束和要求，孔子以‘仁’释‘礼’，企图为这种古老的外在规范寻求某种心理依据”（引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仁释礼将外在规范引向内在自觉，强调“为仁由己”、“人能弘道”。在孔子看来，礼并非形式虚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之背后有“仁”的真精神，礼外仁内，仁在礼后。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仁是礼之本，仁支撑着礼，舍仁无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是仁的外化，“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以仁的内在自觉向外扩充，孔子建构了一个以仁为纲，囊括仁、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智、勇、刚、毅等等众多德目的道德价值体系。“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此即为“忠恕”之道。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另外，孔子还将“孝悌”作为仁之根本，即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仁而礼，由内而外，孔子以仁为圆心向外辐射奠定了儒家伦理的基本框架，他对“礼”进行的伦理化、道德化诠释和提升，完成了“礼”的第二次转化。在秦汉集权统一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综罗百家、援引诸子，改造儒学，为儒学注入了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内涵，建构了以“天人感应”为支撑、“三纲五常”为主体的新型儒家伦理价值体系。政治化、法家化内涵的注人，“礼”转变为了纲常伦理体系，董子由此完成了“礼”的第三次转化。东汉以降，名教式微，纲常扫地，玄风独振，佛学东渐，道教勃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韩愈、李翱首开其端，倡道统、明复性；“为往圣继绝学”，宋儒起而力辟佛老，回应释道之挑战，人室操戈，扬长避短，以佛道为参照和补充，内在消化吸收两家之思想资源，完成了三教的整合与创新，以儒为主、三教和合化生宋明之理学。儒家伦理有了宇宙本体论、修养功夫论的支撑，获得了哲学思辨意义上的论证和升华。宋明诸儒把“礼”转化为了超越、神圣的“天理”，完成了“礼”的第四次转化。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董仲舒援引诸家改造儒学，一改原始儒学“不周世用”之弊，汉武帝遂“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推明孔氏”。自此后，儒家伦理由思想学说化为现实实践，深刻介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遍及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指导着人们的为人处事、一言一行。两千多年来，儒家伦理无疑是培育民族正气、熔铸礼仪之邦、创造君子国度、敦风俗、睦乡邻、和家庭、顺身心等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