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徐延松

辛亥革命距今100年了，这10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哪些变革？“我们”又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也许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下深人的思考。100年，对于宇宙而言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可作为个反思、检讨自身民族发展历程的长时段了。本文旨在由辛亥革命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一方面进行探讨，以见微知著，对我们民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过这百年的艰辛历程最终屹立不倒，并发扬光大的原因进行分析。亦谨以此文缅怀包括辛亥革命者在内为了强国富国而不懈努力的仁人志士。

今年，恰好也赶上了“国学热”等一系列崇尚传统文化的浪潮。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种论调：辛亥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极其强烈的，以致于现在我们要全力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这场革命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而言，其消极意义是大于积极意义的。我们在看这一论点正确与否时，需要搞清楚几个问题：1.单就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它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直接冲击有哪些？2.我们的传统文化这100年来只是在遭受冲击吗？3.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冲击，这都应归咎于辛交革命吗？又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开启了冲击传统文化这股“逆流”的序幕？我在此对上述三个问题试做一浅析。

一、革命，革了传统文化的命？

说辛亥革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我想这说的是革命对文化层面的直接影响。辛亥革命本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其直按影响还主要在政治层面。具体到文化方面，我认为研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主要法令中大致与文化相关的内容是考察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直接影响所在的很好的切入点那么我们就共同看一下当年临时政府的相关法令：

“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

“须知垂辫为满清之俗尚，现者地方光复已久，极应革新旧习，咸与维新……速将辫发剪除，以表众心一致。”（《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日先生、日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大总统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

此外还有《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大总统令禁烟文》等，从标题不难看出其内容。（资料来源：《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

通过当年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法令对当时的教育和社会风俗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破除陋习的方面我们可以略去不看，因为没人相信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弘扬的传统文化。那么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估计就是人们所说的“冲击传统文化”之所在了。但我们深究下去，南京临时政府的法令中，这两条真正落实了吗？以上法令颁布仅月余，临时政府就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随后，严复被民国的新掌权者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任后，严复就计划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在学校中倡导读经，将读经专立一科。而前期废除读经的法令也并未在民间推行。临时政府的法令就此成了一纸空文。可见把近代以降的贬孔废经都归因于一场政治革命的说法过于武断。但是，贬孔废经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下的思想文化取向，这一既成事实与结果总有一些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革了传统文化的命呢？又或者说，在近代，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被革掉了吗？

二、是什么要了传统文化的命？

近代中国总的文化发展趋势是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西学”和“新文化”。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近代，特别是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与变化。新儒家的兴起及其理论让人耳目一新；“孔教会”这种力图使儒学道统深人民间的社会组织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化改造（如将孔子生辰设立为“圣诞节”，开办孔教学校系统培养传教人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近代支持拥护传统文化的学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关怀，如严复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这样说道：“在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独若美之墨西、秘鲁，欧之希腊、罗马，亚之印度，非之埃及，时移世异，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今之所谓墨西、秘鲁、希腊、罗马、印度、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他提出了“国性”的概念，并指出，使中国历久而不亡的特别国性，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孔子之教化，来自孔子所删定的群经，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高度。并将此观点用西方在同一时期倡导的民族主义观念的语境表述了出来。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的弘扬传统文化的言论与行动时，就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有些传统文化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进行“西化”和违背传统文化要求的包装。如“孔教会”等各地尊孔团体，在规范祭孔的相关礼仪时，就废除了古代春秋两祭，而简化为一年一次的孔子生辰纪念活动。这种不合礼制的行为是最为孔子所不能容忍的，却在近代被拥护孔子的人所实施。而且他们的这样做的原因正是为了弘扬孔子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现代化”。不可否认，近代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李鸿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有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显著特征：政治上的民主代议制政体；经济上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和适应它的产业组织方式和经济体制；军事上由人力致胜论向先进武器和科技制胜论的转变；社会生活上的快节奏与守时取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教育也成为了社会全体成员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和国家行为。在当时，但凡想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国家，上述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哪个国家转变的快，哪个国家就能率先富强，乃至成为列强的一员，从原来被别国决定命运到决定别国的命运。而具有了以上特征的国家就被称之为“现代化国家”。但我们要明白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欧洲控制了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完成与终结。这使得当时欧洲以外的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只能是西方化，欧洲化，包括维护自己文化传统的各种努力都要符合西方的语言思维和社会要求。但由此又生发出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我认为是，而且是传统文化的最大冲击所在。

近代以“打倒孔家店”为代表的贬孔废经社会思潮无论如何轰轰烈烈，都只是外在力量对传统文化的作用。比之于焚书坑儒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摧残，只要传统文化能够坚持自身的精神传承与特色，那么说传统文化遭受冲击就是个假命题。但是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被继承了，而且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突出的一点就是有人对儒学宗教化的努力。使本来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并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儒家伦理变得如基督教一般，成为一个外化于我们自身并统治我们思想的东西。让孔夫子从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生导师变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末日审判官。这完全是那些想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基于西方强势文化的逻辑所进行的不成功的改造，而这正是西方思想文化冲击后的必然反应。在近代，在一切现代化都是西方化的普遍认识下，如何使传统文化西方化必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传统文化如何变得像西方文化一样为社会所接受，具有所谓“普世性”。殊不知，在对传统文化西方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被抛弃了，最终变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归根结底，之所以有将传统文化西方化的现象存在，是由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对传统文化的特色能够独立于西方话语和标准之外独树积并为人们所接受缺乏信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