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徐延松
（接上文）
当然，我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这此变化都是坏事。关键看这种变化是否坚持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并能够使之能够植根于本民族（而不是世界的）的人民大众之中，并为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提供长期的、永不过时的智力支持和精神鼓舞。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变化不是在保护，而是在毁灭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近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其受冲击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这反应的结果对传统文化本身有利有弊，但我们不能说引发这些反应的冲击是坏事；相反，只有那些真正对本民族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竞胜争存”有所裨益，使传统文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闪耀光芒的努力才能最终获得历史的肯定。因此我们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冲击，但说这对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不利，并由此否认辛亥革命的正确性和历史进步意义，是没有道理的。
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应该怎样做？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初期的一次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单独发生在一国的偶然历史事件。因为同一时期，在众多亚非拉美国家都爆发了类似的革命。可以说这些国家与我们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必然会面对同我们一样的问题。我们在回顾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种所谓对“文化的冲击”并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在一系列非西方国家中，中国也绝不是什么特例，与中国情况极为类似的还有一个同样称之为“病夫”的国家——“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在一战中的惨败，使这个曾经饮马多瑙河、剑指维也纳、控制欧洲东南一隅的重要国家，黯然退出了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土耳其与中国一样也进行了推翻帝制的革命。革命后也有同样面临这一样的问题：传统与现代，我们究竟要哪个？
土耳其人的回答，确切的说是共和国的领路人穆斯塔法•凯末尔（Kemal，又译基马尔，1881~1938）的选择是彻底现代化，而且为达到此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消灭自己的民族与宗教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其中一些措施即便不是放在当时的中国，就是现在，我们都觉得难以接受。比如：1.强制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政府公职人员和大中小学教师必须穿西装，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这让嘴上宣扬科学民主，身上却穿着长衫的新文化健将们情何以堪）；2.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彻底改变本民族语言文字（鄂图曼土耳其语言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已有好几个世纪了，我们的白话文改革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3.提高妇女地位。给予妇女在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权利。禁止一夫多妻制和离婚制，提倡妇女去掉面纱，允许穆斯林女子与非穆斯林男子通婚（不要小瞧这一条，现在沙特还在实行一夫多妻制；埃及才刚刚赋予妇女离婚权；伊朗不仅要求本国妇女戴面纱，而且其他国家妇女也要戴面纱或头巾，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改革之后，土耳其以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土耳其完成了本国的现代化任务，却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另类。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土耳其虽然同他们一样，但其长期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得土耳其难以成为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欧盟成员。而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不啻为对真主安拉极其教义的亵渎，自然排除在穆斯林兄弟之外。这样一种局面，让土耳其成了这地区最缺乏文化归属感的国家。土耳其的例子，从一个反面说明传统文化对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其实，中国也好，土耳其也好，都可归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东方国家。我认为，就东方而言，近代的最大特征体现为“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之整体的观念之下，东方文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逐渐地屈服于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东方是否存在了价值和意义，要想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就要首先破除西方在近代营造的很多普遍性观念，要站在一个“差异性”的视角认识自我本身；其次，需要坚持历史的反省态度，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之中逐渐恢复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并使之适应于世界未来的发展潮流。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当我们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时，实质上是作为问题意识的投影而出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考察者本身对世界形态的认识问题，考察者本身如何认识世界，站在东西文明比较的角度，到底哪种文明足以概述整个世界？这始终是刺激着东西方学者的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东方学者提出了“文明融合”的观念，但这一观念是根植于东方哲学“和而不同”的理念，还是坚持东方文明的优越性。对此，享廷顿的回答是对东方文明的反问——Why is not civilization？强调文明是一个全球趋同的“化”的过程，同样还是标榜现代文明中的某些自以为具有普世性的西方元素（民主公投、市场经济乃至流行音乐）。
所以，我们当下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思维方式，不要纠缠于哪种文化有普世价值，并将普世价值作为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合理依据。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在其传统性与继承性，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民族性。这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虽然遭受了冲击和挫折，但这绝不是一个衰老濒死的过程，而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我们只有坚持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在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价值所在之后，才能让传统文化发挥出她的独特魅力。只有在此时，探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普世性才有意义。不然，我们的传统文化即便被打扮得再光鲜，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无本之木。只有我们充分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为更多的人所认可，并使华夏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正是辛亥革命者的殷切期盼，也是我们对辛亥革命者等一切近现代仁人志士的最好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