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黄怀信

续上文

九、“忠”与“信”

《论语•子路》篇载：“樊迟问行，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可见他认为“忠”是一个想在社会上“行”的人必须具备的品行。所以他曾要求“臣事君以忠”（《八佾》），要求对朋友“忠告而善导之”（《颜渊》），要求从政须“行之以忠”（《颜渊》），要求“言思忠”（《季氏》）。正因为此，孔子把“忠”作为四教之一。

什么叫“忠”？一般认为“忠”就是忠实或忠诚，其实也不确切。前面引《说文》我们已经知道，“忠”在古人本是指尽心于人。

具体怎样才叫“忠”，才叫尽心于人呢？《论语•公冶长》篇有一个例子：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旧令尹之政告知新令尹虽不利于已，而令尹子文能告之，说明他确是尽心于人。可见不论是否对自己有利，都必须尽心于人，才叫“忠”。

历代封建统治者抓住孔子“臣事君以忠”的说法，竭力鼓吹和提倡忠君，要求臣下对君主绝对地忠。以往的研究也把“忠君”作为孔子思想的糟粕加以批判，实际上是没有理解孔子的本义。孔子所说的“臣事君以忠”，意思只是臣事君要尽心而已。显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臣事君，怎么能不尽心呢？所以，我们不能给他特别地加上“忠君”思想而加以批判，因为他毕竟还有“与人忠”等等说法，而且还说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可见并没有要求愚忠。

孔子四教之一的“信”，是指诚信、不欺，这一点并无疑问。今人关于“诚信”的论说，已经不少。但是对“信”与人身的关系，并没有认识清楚。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鲵，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把“信”与人身的关系比作鯢、軏与车的关系。輗和軏，分别是大车和小车，之所以“行”被拉动关键。那么，“信”对于人来说，也就是社会上拉动人身的关键。可见他认为“信”是一个人行身的关键。所以他主张“言必信”，认为“导千乘之国”需要“敬事而信”（《学而》），“弟子”应当“谨而信”（《学而》）。而以往的理解，并没有把“不知其可”和“行”真正联系起来。

能尽心于人，自然会诚实、守信，所以孔子常“忠信”连言。如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所以他主张“主忠信”，即以“忠信”为主人，听从于忠信（旧解为“以忠信为主”，非）。他说：“主忠信，从（旧误‘徙’）义，崇德也。”（《颜渊》）并教育弟子们“主忠信“（子罕》）。

“忠”和“信”虽属于个人品行，但无疑也有益于社会。因为一个人多一分“忠信”，社会就多一分和谐。具体比如孔子认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民皆能“用其情”，社会上自然就会少欺诈。所以，孔子讲“忠信”，也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文明。

十、“智”与“学”

《论语•宪问》篇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感，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可见孔子主张人要有“智”，要做“智者”。“智”，就是聪明、有智能、有知识，所以《说文》训“识词也”。“智”在旧本《论语》皆作“知”，故前人或有误以“知”字解者。实际上《论语》一百一十八个“知”字中，应为读“智”的，除过明言“知（智）者”者外，尚有二十处（不备举）。

怎样才叫“智”？首先，按照孔子的说法，“智者不惑”。什么叫“不惑”？《说文》云：“感，乱也。”显然是指心中迷乱。那么，“不惑”，就是心中不迷乱。心中不迷乱，就是对事物有清醒的认识、有主见、能识断。孔子说他自己“四十而不惑”，就是说他四十岁就遇事不感、凡事皆能识断，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智者”遇事需要有主见，不能“愚依人”（《逸周书官人解》云“难决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可变，因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

其次，智者知人。如樊迟问智，子曰：“知人。”（《颜渊）》）“知人”，就是了解人，对人有正确认识，不被其表像或伪装所蒙骗。

第三，“智者”善于掌握时机。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不失人，是因为他抓住了时机；不失言，是因为他懂得抓时机。

第四，“智者”不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如他说：“宅（旧误‘择’）不出仁，焉得智？”（《里人》）宅不处仁之所以不为“智”，因为他不为“美”，对自己没有好处。又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智者之所以“利仁”（以行仁为利）、因为他知道自己关爱他人，可以得到他人的回报。又《公治长》篇记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奥乎？“曰：“未智，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智，焉得仁？”二人之行为之所以被称为“未智”，是因为皆对自己不利、没有好处。

以上四者虽皆属于个人行为，但有此四种行为无疑也会有益于社会。由此可见，孔子提倡“智”，不仅有提高人的素质的目的，也有出于对社会的考虑。 那么，怎样才能“智”？不可否认，先天的因素是必要的。但在孔子那里，后天的学习似乎比先天的因素更重要。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旧误作两章。）意思除了上智与下愚者以外，常人之“性”皆可以通过“习”而迁移。所以，“智”主要靠学习、靠开发。孔子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劝人学，也有这个目的在其中。而且孔子自己，也曾举例说明自己知识不足，主张学习。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来（旧脱）问于我，我（旧误在‘即’前）空空如也，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并且提出为学不分早晚或年龄大小，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旧误‘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五十以学尚且可以无大过，何况年轻乎？而无大过，正是因为有“智”。所以他认为：“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斯为下矣。”（《季氏》）而事实上“生而知之”又是不可能的，可见他还是主张学。所以他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敏以求”，就是勤奋学习。他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知（旧误‘仁’）在其中矣。”（《子张》）意思是知识要靠广泛地学而牢牢地记，深人地问而联系实际想，可谓得孔子心法。当然，“学”不仅仅是为了“智”，更主要的是为了“德”。而人一旦有了“智”与“德”，素质自然就高。可见孔子主张“智”、主张“学”，首先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最终也是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