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黄怀信
续上文
十一、“道”
孔子好言“道”,人所共知。《论语》中的“道”字,多达八十九个。但这些“道”字,用义并不相同。所以,欲明孔子之“道”的真实涵义,必须先区分不同的“道”。归纳起来,《论语》中的“道”除过读为“导”和当“说”讲者以外,其义可以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路。又分三类:A、实际的路。如“道听途说,德之弃也”(《阳货》)。B、抽象的路,路线、途径。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指由该“本”所引生出来的道,具体指为人之道,即为人所应走的路线。以往或径释为思想上的道,则谬。《子罕》篇子日:“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日:“是道也,何足以臧?”其中“是道也,何足以臧”,是说这只是一条使人“臧”的路线,但不能确保人“臧”,而以往则或释为思想之道。再如《卫灵公》篇子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此二“道”具体指求食之道,即吃饭的路子、途径,而旧亦释为学术、思想之道。
第二种:规律、规矩。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礼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天道”,指自然规律,“古之道也”,即古代的规矩。此“道”亦由道路之义引申。
第三种,指思想主张、学说。又分三类:A、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主张、学说。如“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就有道而正焉(《(学而》)”、“文武之道”(《子张》)、“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学以致其道”(《子张》等皆是。思想主张、学说,即思想或学术上所形成的固定不变的观念与意识。思想主张与学说之所以亦谓之“道”,因为它是其人思想经常遵循的。所谓“夫子之道”(《里仁》)的“道”,也是这个意思。B、专指正确的、好的思想主张。如“贫而乐道”(《学而》)、“志于道”(《述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等。因为是正确的、好的思想主张,所以此“道”的意思又接近所谓真理。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道”字一般解为真理,实际上也是指正确的、好的思想主张,而没有更深的意思。C、专指孔子的思想主张、学说。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公冶长》)、“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宪问》)等。
第四种,办事的主张、原则或方法。分两类:A、正常的的办事主张、原则或方法。如“父之道”(《学而》、《里仁》)、“君子之道”(《公冶长》)、“善人之道”(《先进》)、“直道而行”(《卫灵公》)、“与师言之道欤”(《卫灵公》)等。办事的主张、行事方法之所以称“道”,因为它是办事、行事所遵循的路线,如同道路。B、专指正确的原则、方法。如“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以其道得(离)之,不去也”(《里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学而》)、“悦之不以道,不悦也”之类《子路》,
第五种治理天下、国家的方针方法。分三类:A、治理天下国家的正常方针、方法。如“先王之”(《学而》)之类。B、治理天下、国家的正确方针方法如“有道”、“无道“之类皆是。“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正确的治理方针与方法扶序正常;“天下无道”,就是天下失去正确的治理方针与方法、秩序混乱;“邦有道”就是国家有正确的治理方针与方法,秩序正常;“邦无道”,就是国家失去正确的治理方针与方法、秩序混乱;君有道,就是国君能用正确的方针、方法治国;君无道,就是国君不用正确的方针、方法治国。C、治理天下、国家的标准方针与方法。如“鲁一变,至于道”,是说鲁国的治国方针一变革,就能达到的标准的程度,即所谓“王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方针、方法之所以亦称“道”,是因为这些方法是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所遵循的路线或所走的路。
由此可见,诸“道”虽有不同用义,但皆由道路之义引申。而所谓“孔子之道”,就是孔子的思想主张或学说,没有更深的含义。总之,“道”是实际的,而不是形上的。我们没有必要将本来简单的问题说得复杂,或者把本来具比较具体的东西说得过于抽象。
十二、“德”
孔子讲“德”,也有多种不同含义,而以往则基本上全都理解为道德,所以也需要重新认识。比如《为政》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通行本解为“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自然而然之势,用以形容为政者不需刻意要求,老百姓就会自动地环绕拥戴他。那么为政者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老百姓怎么就能自动地环绕拥戴他呢?难道百姓人人生性喜欢道德?显然不是。可见讲不通。其实,“为政”首先不等于“治国”,而谓施政。其次,这里的“德”是指恩德,而不是道德。我们知道,“德’的本字为“惠”。《说文》云,“高,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心。”段玉裁曰“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重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假‘德’为之。”所以“德”有德行、道德及恩德之义。“为政以德”,是说用恩德施政。用恩德施政,就是用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或实惠的政策与方法施政。执政者用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或实惠的政策与方法施政,老百姓得到好处与实惠,自然会环绕、拥戴执政者。所以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并不是要求用道德治国。而且事实上,纯道德也是根本不可以治国的。当然,孔子确曾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但是,“导之以德”,也只是说用道德来引导,而且引导的结果,也只是“有耻且格”,而不是“拱之”。所以,不可以模拟。
还有,《里仁》篇记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里的“德”字以往也作道德讲。如通行本解曰:“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君子怀念道德,与小人怀念乡土是什么关系?君子又怎么怀念道德?道德怎么可以说怀念?完全讲不通。事实上,这个“德”也是指恩德。意思是:“君子(指君主)心怀恩德,小人(指老百姓)就怀恋乡土;君主心怀刑罚,老百姓就心思仁惠。“因为君主如果心怀恩德,为政以德,老百姓有所得,自然就怀土而不远徙;君主若心怀刑罚,只知齐之以刑,老百姓自然会心思仁惠而他徙。可见还是讲为政以“德”(恩德)。这里的“德”对百姓来讲是君主的恩德,对君主自己来讲实际上就是仁德,因为它正是爱民的表现。所以,孔子讲为政以德,实际上就是要求行仁政。《子路》篇子日“如有土者,必世而后仁”,其“仁”也正指行仁政。可见孔子已在政治上主张行仁政。
另外《论语》中本来指德行的“德”,以往也有被误解为道德者。比如《雍也》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通行本即解为“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我们知道,“中庸”,是就处事的方法说的,属于方法论问题,怎么能叫道德?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孔子所讲的“德”大部分确指道德、美德。而道德、美德,自然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诸德的总名。比如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日:“主忠信,从义,崇德也。”(《(颜渊》)可见“忠信”和“义”皆属于“德”。
以上所列举,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一些主要概念和命题。就此我们已可看出,以往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确实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隐藏在诸命题背后的深层内涵,基本上未得到应有的揭示与关注。比如我们认为,孔子讲“仁”、讲“恕”、讲“义”、讲“孝悌”、讲“忠信”、讲“德”,虽然基本上是为了个人修养,但终极目与讲“礼”一样,都为了社会的和谐有序;讲“行”、讲“中庸”,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修养和践行“礼”;而讲“智”、讲“学”、讲“文”、讲“道”,更是为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事实上,孔子一生奔波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目的。比如当桀溺挖苦他们“悠悠(旧本或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时,他的回应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可见他之所以执着其道,完全为了是改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使得“天下有道”。天下有道,社会自然和谐。当微生亩问他“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时,他回答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疾固,就是憎恨固陋、落后。可见他凄凄惶惶周游列国,完全是为了教化天下,扫除固陋,使天下变得更加文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体现了他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和向往。而他生“诲人不倦”,以提高人的素质,本身就是为了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以我们说,孔子思想或者孔子之道的精髓,是“和谐、文明、与进步”。他“其为东周乎”的政治抱负,也只是说明要在东方创建一个同西周一样和谐而文明的社会,而不是说要倒退到西周去。之所以言“周”,是因为在他心目之中,西周是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尽管他更加向往的是尧舜时代,但毕竟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圣人不可见,所以只有退而求其次了。因为他毕竟不是“革命”者,既不可能预知社会的变革,也不可能预见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但不管怎样,他的主张和努力,都是对当时动乱无序社会的一种改良或改革,所以他应该被称为改革家。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而不要求历史人物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么从当时的社会实际而言,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就应该算是进步的。所以,以往加在他头上的“复古”、“倒退”、“保守”的帽子,就应彻底予以摘除。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仁”、“义”、“忠”、“信”、“孝”等,是孔子以前早就存在的华夏民族的优秀思想,“文”是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说,孔子是当时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而一切非毁孔子的言论,首先都是因为不了解孔子,没有读懂《论语》。
本文的大部分论点,很多人或许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其所依据的《论语》文本以及对其原文的理解,与旧本旧说相差太大。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正心诚意地重新审视旧本旧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论点中之多数,必将成为大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