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亦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儒学为回应三教合一的冲击，以传统的儒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统治思想。
理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理国家的新儒学，其核心为理，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产生背景
在政治上，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为适应赵宋王朝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重整封建纲常，宋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需要。赵宋王朝有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这种历史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等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封建专制在哲学上的化身宋明理学，建立起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并上升为本体，否定魏晋玄学那种“崇尚虚无”“以无为本”的旧唯心主义，保障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经济发展活跃，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罗盘针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向外的发展，也开始追寻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文化上，儒学早在西汉便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三教合一，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并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其次，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以规范世人思想和行为。
主要流派及代表思想
习惯上，宋明理学被分为两大派别：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是以“二程”(程颍、程颐兄弟)、朱熹为代表，以“理”为最高范畴，后人习惯用“理学”称呼他们的思想体系。陆王心学，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以“心”为最高范畴，后人习惯用“心学”称呼他们的思想体系。
但是现代学者多认为这种传统的分类不能充分体现宋明理学内部的分化与发展流变，因此将宋明理学分为四派：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以程颍、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其中，理学与心学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派别，人们习惯将理学的代表人物概括为“程朱陆王”。
第一、理本论——程朱道学（理学）派。
理本论即主张以理为本。程朱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事物的本质和人性的根据。理本论的重心在于回答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对形而下的气化世界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即理本论的内容体现在理气论的辨析之中。朱熹坚持理本体对于世界的先在性，并通过理生气、理支配气、理气不离和理气二物几个基本观点和为人性论提供立论根据的“性即理”的原则而予以展开。
第二、心本论——陆王心学派
心本论即主张以心(良知）为本。陆王以心为宇宙的本体，重点在论证“心即理”或心理为一。心与理虽然是同一的实体，但毕竟理源出于心，反对程朱的客观天理论。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批评程朱的格物穷理是分心与理为二，通过“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的概念过渡，力求将心学的心即理与道学的性即理统一起来。
第三、气本论——张王气学派
气本论即主强以气为本。气学主张太虚一实，气化即道，王廷相、王夫之都对程朱的以理为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认可理气不离的前提下，肯定气外无理，不是理为气本，而是理根于气。并立足物质不灭的基础，论证了气化世界的绝对性和永恒性。
第四、象数论——邵雍的象数学派
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
主要特点
首先，儒学进一步思辨化。宋明理学确立了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理论体系，注重探讨义理心性，对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其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把《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相并列，重视其中的根本思想,强调“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内圣外王”理想。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是以“修身”为根本、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也就是首先注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成就君子人格然后扩充至齐家的伦理实践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学说。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最后，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虽然宋明理学批判佛老，力图划清与佛老的界限，但同时又采取援佛老入儒及融佛融道的手法，吸收佛、道的许多思想养料，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让理学思想更好的贯彻落实。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综观宋明理学，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通过塑造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这些方法的条目主要来自《四书》及早期道学的讨论，而特别集中于心性的功夫，且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代表人物
周敦颐：宋明理学之鼻祖，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二程老师，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宋明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王守仁：“阳明心学”的代表人物，以“天理即是人欲”的心学为主，将“朱理学”体系以唯心的形式具体的学说化、学术化，把儒家思想透过唯心学说科学化，将科学化、学说化的儒家思想以“知行合一”方式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历史影响
宋明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为宋明时期的儒学主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其中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使儒家文化得以传承。同时，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播到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宋明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调节、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纵观历史，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宋明理学塑造了现代文化本格，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通过研究理学哲学智慧，回应与解决现代社会与文化问题，帮助人们思索“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
名人评价
殷慧：从宋明理学视野中探索的修身之学，一方面就经典世界的创发而言，《四书》文本的相互关联与诠释，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到「四书」中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从程朱的《大学》诠释到阳明倡研的《大学》古本，均体现了心性修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礼义的领悟与礼仪的践履相互促进，互相启发和影响，呈现出对新儒学精神境界和生活方式的双重探索。
陈来：至少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思想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而迅速没落,尽管近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几经嬗变,但儒学及其价值受到来自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却持续不断,而在儒学中宋明时期的“理学”更是首当其冲。毫无疑问，与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批判有其健康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说每一具体的批判必然拥有文化和历史研究意义上的理性与客观。
参考资料
贾顺先：《儒释道的融合和宋明理学的产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吴光、袁新国、段丽丽：《宋明理学流派形态》，儒学普及小丛书 儒学问答录，杭州出版社，2011年。
殷慧：《宋明理学视野中的修身以礼》，《哲学与文化》， 2021年第1期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参考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