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赵逵夫
（接上文）
与韩非相比，庄周的思想倒与慎到相近。人们熟知的《庄子》首篇《逍遥游》开篇即说鲲化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然而，它是“海运则将徙于南溟”。郭庆藩释云：“若不海中运转，无以自致高升。”这是古人看到大海之水疾流旋转必有飓风（台风之类），所以庄周设想的大鹏的飞起，必然要凭借海水大旋转时的飓风。《逍遥游》原文又引《齐谐》之言：“鹏之徒于南汉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扶据”即“面”，“转扶掘”即乘狂跑。“去以六月息，郭满焘言：”犹言乘长风也）。就是说：即使大明这样区大的岛，要高飞远行也得凭借于周风。这正与上引《慎子•成德》中“腾蛇游雾，飞龙乘云”的意思完全一政。可见庄周思想中也有写法家相通的地方。《庄子•天下》将其与彭蒙、田骈并列为道家，言其“公而不党，易而无私，杂然无主，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唐代成玄英《疏》说前七句之意为：”公正而不阿党，平易而无偏私，依理断决，无的主宰，所谓法者，其在于斯。”“依理用法，不顾前后，断决正直，无所惧虑，亦不运知（智）法外谋谟，守法而往，酷而无择”。则作为道家学者，却突出地显示了法家的思想，至于《老子》中与法家相通之处就更多。慎到其实也是由道入法的。
以前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往往根据其派别用画脸谱的办法，强调派中之同与派间之异，而忽略派间之同与派中之异，把学术史中的复杂现象简单化了。
按说，在封建社会中广大臣民只有靠法制来取得定的个人权利，但韩非强调君主专制，其法制思想也以此为中心。可以说韩非的法制思想在秦国的实现，彻底结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以后历代依治者都以“儒家”为表面“法”为里，而且这“儒”非原始儒家思想，而是靠董仲舒的儒学和后来的宋明理学；“法”也与商鞅、慎到、荀况的法制思想不同，是义专制为基础的法家思想。在韩非的法制思想统一中国以及“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先秦诸子中很多可贵的思想萌芽被歪曲、掩盖，失去了它的光辉。近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于慎到的法制思想，首先他强调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慎子•威德篇》云：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故著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又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其次，他认为立法要上合于国家利益，下合于百姓习俗。《庄子•天下》中说：“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万物以为道理。”《慎子•威德》中说：“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由之都可以看出他的立法原则。
再次，在法的推行上，他主张先进行引导，让人熟知法规，然后坚持依法办事，提出所谓“推而后行，曳而后往”的原则（见《庄子•天下》所述）。
第四，他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应依法办事，反对心治。他主张“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惠，定赏分财必由法”。他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归纳以上几点来说，慎到所持是比较彻底的、完善的法治观，不是有执法权者无限度地制约别人而自己不受约束、完全出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制观。慎到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与今天的社会有较多一致的地方，他的些论述放在当时世界法制史范围来看，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辉。但侯外庐等先生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张晋藩等先生合著《中国法制史》（第二卷）对慎到都没有专门论述。过去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史著作也都对慎到不作专门论述，只是说他是韩非思想来源之一，对他的“势”的学说并无具体说明。只有张国华、饶鑫贤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册第二编第七章《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有一节为《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对慎到思想有所论述。我认为象慎到的法制思想这类文化资源，我们要认真地挖掘、研究，古为今用，来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
纵横家是先秦诸子中从古以来最受病话的 一家。我们必须看到，战国之时，一些无论是家族还是个人都毫无地位的士人，有的甚至是因犯罪而逃离本国者，因与某团君的一席之谈或向某国君上书言事而取得卿相之位，居于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贵族世裔制度，实为汉代的举孝廉与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在观念上奠定了基础。这在世界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另外，作为纵横家之经典的《鬼谷子》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著作，它研究总结为源、建议、协商谈列和朝堂官场上下交际中策略与技巧，在封建社会中不是没有意义的。儒家只讲为臣要忠，要有刚正之气，不能贪生怕死。这是对的，但给士人只灌输“犯颜直谏”、“杀身以成仁”的观念，使历代很多志士仁人在暴君唐主面前白白送了性命，自己虽“名留青史”，国家的损失和人民的灾难却并未能免。另外一些人则为了活命，即便知道国君的旨意与行为将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为了保命也是口不言。秦赵高当刘邦、项羽之军已迫近咸阳之时欲杀秦二世以免二世的追究责任，命人至宫中射秦二世，筒中幄韩，秦二世城卫喊来护卫，卫传皆慌恐不敢动，身边只一宦者，二世说：“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这是另一方面的典型。历代帝王统治人民、驾驭臣下，大都用权谋，甚至阴谋，而口上却是“仁义礼智信”的一套。层层官宦对待下属与老百姓同样如此。道家看透了这一点，却并没有研究如何对应，只是消极逃避。《鬼谷子》一书将这当中的隐秘一一揭出，使人掌握其规律，办成应办之事。书中的有些道理对人群、机构间的沟通、协商也有一定意义。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国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开山之作。然而，以往的思想史著作中从未有提及者，有的心理学史著作中，也不见专门论述。
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肯定其正确的因素，而剔除、批判其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生活不一致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过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或者只着眼于批判旧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与人民革命相抵触的方面，而忽略了于社会文明、文化建设有益的因素。在今天广大干部、知识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客观地评价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应该说，我们以往对古代思想家只简单地以“唯心”、“唯物”为标准划作敌对的两大类，将此作为继承与批判的唯一标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就先秦文化元典的研究范围来说，也还有很多工作可作。我们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批判，而不是简单地划框框、戴帽子。只有这样，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论坛的话语权，才是有益的。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中国的无神论思想是产生很早的。恩格斯说，原始宗教是自发宗教，而阶级社会的宗教则是“人为的宗教”田。自发的宗教不说，人为宗教在中国不但产生迟，而且直没有成熟起来， 道教不过是借用道家经典，在方士、巫术的基础上联系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又吸收了一些佛教仪范形成的。不但些历史人物被神化，如老聃成了太上老君或曰道德天尊，庄周成了南华真人，连用原、张良、诸葛充、关利、张飞、岳飞都修了庙，人们烧香许愿。本为纪念祠堂，后来却变成道教庙字，可见人们对道教神灵的范围很模糊。人们口中常说的“老天”、“老天爷”，似乎是决定一切的，但在道教的系统中地位最高的是玉清元始天尊等“三清”，很多庙中又并不供“三清”；但很多道教经典中都没有的神，却供于宫观之中。有的学者觉得道教无论是神灵系统的专一、确定，还是教众组织的严密，还是入教仪式的规范和信教人同庙宇公观之间的的关系密切度，都无法同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相比，于是将儒学说成“儒教“，以便赢得国际宗教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实，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历代统治阶级及一些道学家、理学家歪曲孔子儒学的本义以为其统治服务，各州县都有文庙以把孔子，陪祀之人比较固定，祭祀时间，仅式也明确规范。但儒学并不是宗教。我以为道教的不成熟同中国无神论思想产生很早且着藏于些重要经典之中有关。民间将一些忠臣义士、节妇孝女也塑像供奉，许愿求签，就说明了道教深受儒学的影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