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财富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的看法不仅奠定了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财富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一、财富是好东西
孔子财富观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肯定财富，认为财富是好东西。
首先，孔子认为财富是生存或者说生活的基础，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焉能系而不食”!有一年身为晋国中牟主官的佛肸造反，他邀请孔子前来议事。孔子闻讯后准备前往，子路老大不高兴，他认为佛肸是在为非作歹，孔子不应与其同流合污。孔子为自己辩解说：他不会受佛肸行为影响，自己会出污泥而不染的保持品节。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给出了另外一个自己欲成行的理由，即生存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言下之意人不是“匏瓜”，人要吃饭，就要挣钱过日子，他是不得不赴佛肸之约的。这里孔子的“匏瓜”说虽然只为一种借喻，但所表白的“焉能不食”，则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存欲求，是不证自明的，也是天然合理的。所以孔子坦称，他虽然“有教无类”，但为了生活，他也要对学生收取一点资费，“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其次，孔子认为合义的财富是可欲可求的。孔子曾近乎发狠地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文中“执鞭之士”，据杨伯峻先生的研究，是为市场守门人。过去偏重于强调其间的限制性意义，即财富是不可以恣意求取的，而忽视了其间的关键性肯定含意，亦即如果是正当的财富，那么再不体面的活我也不辞。从此角度这样来理解，这句话表明孔子不仅不排斥财富，而且主张财富是可求的。孔子甚至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如果是太平盛世，你还发不了家，富不起来，那是大不应该的，其旨意分明是鼓励发家致富。所以孔子断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其三，孔子指出财富也是人的发展和享受的必然要求。其实孔子不仅认为“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他还强调要求“美食”也是符合人性的要求。上引所谓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的“富与贵”，显然是指比“足食”更好的、更为富裕的生活;而孔子承认这也是“人之所欲”，实即强调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当然要求。冉有与孔子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正显示了孔子对富裕生活的肯定：“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虽然我们不清楚孔子“富之”的具体指标，但可以推断它应该比“足食”的状态要好些;换句话说，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存光吃饱是不够的，还应该吃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孔子自己的生活起居也表明，他是颇为享受生活的。从《论语》一书的记载来看，孔子有自己的马车，在吃的问题上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菜肴做的不好，做的不美，不值时令，没有适当的佐料，他都不吃;史称孔子也不从市场上买酒喝和买腌肉吃。可见孔子是很注重生活的口味的，他不仅不愿做“匏瓜”，相反是主张享受生活，在意生活品质的。
其四，孔子还主张财富是赢得民心，从而也是取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物质保障。孔子在和弟子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时时强调要“利民”、“足食”和“富民”。如当子张问孔子如何施政时，子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又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再如孔子到卫国，见到市场繁荣，人口繁衍，就主张“富之”的富民。孔子之所以如此注重“利民”与“富民”，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获得民心，从而赢得人民支持，取得统治合法性的关键。此亦正如孔子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所以守位曰仁，所以聚人曰财。”(《周易·系辞下传》)
过去人们过分渲染了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为富不仁”之类的话，好像孔子是位清心寡欲的清教徒，对财富充满猜忌、甚至是仇恨。其实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从《论语》以及其它一些可信的先秦文献来看，孔子不是一位“仇富”的智者，相反，他肯定、甚至欣赏财富。

二、财富应共享
当孔子强调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不能象瓠瓜那样“系而不食”时，也就逻辑地潜含了人人都应“有食”，有可保障基本、甚至富足生活的资源，这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说，实即财富应共享。这也是孔子财富观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最能表现孔子共享观的，是他提出的两个著名论断。其一是 “周急不继富”说，其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说。
所谓“周急不继富”，本意是说救济的轻重缓急，但其间却深含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与生存资源的共享主张。有一次弟子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担心公西赤的母亲在家饿着，就向孔子要一些粮食给她，“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文意表明，孔子虽然答应支援公西赤母亲一些粮食，但不同意多给，这是因为“乘肥马，衣轻裘”上路的公西赤，显然家境不错，而孔子深信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是“周急不继富”，即强调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亦即将社会资源分配给那些最为需要的人，实即关注处境困难的人群，使他们能摆脱困境，分享生活的快乐与幸福。又如弟子原思曾为孔子管家，孔子“与之粟九百”，他不要。孔子说：不要拒绝，你可以拿回去“与尔邻里乡党”(《论语·雍也》)，实即要他接济周围的穷乡亲。孔子“与尔邻里乡党”之嘱，再次生动体现了孔子“周急”的扶危济困的仁爱精神以及共享生活的公平追求。孔子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如子路就说他的理想，将来要做一个能与他人分享生活的人：“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
而充满共享色彩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则是孔子提出的另一大财富政治观。“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按其文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治理国家不怕财富少，就怕财富占有不公而导致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孔子是在主张平均主义，要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过一样的生活，但显然孔子是忧虑、甚至担心“不均”的，他所希望的是“均无贫”，即更为公平和均衡的分配社会财富，是让人人各得其所，大家共享，而不是少数人的独占和独享。
正是怀着这种“均无贫”的理想，孔子猛烈抨击统治者的贪婪。如对于大肆聚敛财富的季氏和帮凶冉求，孔子就愤怒的号召学生，鸣鼓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之所以如此痛恨“季氏富于周公”，正因为他“刻剥其民”(朱熹注)，独占财富而使百姓失去起码的生活资源而陷于贫困。原其意，孔子这里不是“仇富”，实是深忧财富占有的“不均”所导致的人民的困苦。孔子非常向往和景仰“博施于民”的仁政，“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公冶长》)文中的“博施”与“济众”，实质上是一种共富的理想，孔子甚至认为它远超“仁”而达至“圣”的境界;而孔子所强调“立人”与“达人”之“仁学”，则在哲学上肯定了共享财富的逻辑合理性和道义上的必要性。

三、应正当的获取财富
财富固好，但孔子也强调，如果沉迷于财富，不顾是非、正当与否的一味追逐它，则是要出大问题的。“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因此，孔子在其有关财富的思想中，又提出了一种重要主张，即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亦即应正当的获取财富。前引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表述中，就已隐含了财富的“可求”与“不可求”的问题，而且也表明孔子肯定的是只求“可求”的财富，拒绝“不可求”的不义之财，实即主张合理、合法的谋利。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是非常关注这一问题的，并提出了区分“可求”与“不可求”的两点原则。
其一是看符合不符合“道”，要求谋财不得害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的“道”，按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的注解，即为正当性，“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里仁》)
其二是看符合不符合“义”，亦即取财不能伤“义”，有违“义”的“富且贵”，孔子是毫不动心、毫不措意的。“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还告诫学生说，君子有“九思”，其中一思就是“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其本质与“浮云”说一样，突出临财必有思，取财必问义。“义”的本意有适宜、恰当的意思，孔子所谓的“义”，则含有当然的准则和合乎社会美德的意涵，朱熹以“天理”的至善性释之：“义者，天理之所宜”。显然，“义”与“道”有相通、相近的地方，都是强调获取财富的正当性，即必须合乎“礼”(理)，也必须合乎社会道德。
可以说孔子的财富观是现实而理性的。他肯定财富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也指出了临财所应有的公平和正当性原则。其间的“微言大义”，或许仍是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财富问题的座右铭。

作者简介：
胡发贵，1960年7月生，安徽黄山太平县人。曾先后就读于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君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实学会副会长。出版论著若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本文原载2020年5月9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