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方铭

（接上文）

孔子及原始儒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观念是高度一致的。在立法原则上强调为民宗旨，强调制定善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是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管子•七臣七主》说：“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法律是君臣共立，《易传》坤卦象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舜典》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尚书•大禹谟》载皋陶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治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尚书•皋陶谟》载皋陶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论语•八佾》载孔子说：“尽善矣。”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记•大学》说：“至于至善。”《孟子•公孙丑上》说：“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制定善法就是要体现仁心，执法时体现宽容，面临疑惑时不作有罪推定。桓宽《盐铁论》说：“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春秋决狱，原情定罪，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刑罚的善意。《史记•孝文帝本纪》载孝文帝下诏废除连坐之律，就体现了建立善法的宗旨。

有了善法，就要依法治国。《尚书•舜典》虞舜对皋陶说：“汝作士……惟明克允！”士即法官，明允即公正。《史记五帝本纪》载“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正名”是为了纠正礼崩乐坏的体制下法律 严肃性所面临的挑战。正名关系礼乐之兴、刑罚之中，而最终落实到使民可“措手足”。即让人民有规矩可依之目的。《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领导人应该克制自己专制的冲动，切言 行都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史记•张释之列传》载廷尉张释之坚持只判惊汉文帝所乘舆马路人罚金，判盗汉高祖庙坐前玉环的人“盗宗庙服御物者”罪，而不听汉文帝要求重判的指示，就体现了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底线。《盐铁论•刑德》说：“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伤，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善法需要善良的执法者去实施才能释放出善意来。

《尚书•大周谟》说：“刑期于无刑。孔子反对季成子“杀无道”之说：“好子为政，期用？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又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不教而诛，不戒视成，慢令致期，都是残害人民的行为。

孔子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通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只有以德执政，以礼教化，人民才会知道荣辱。反之，人民虽然畏惧于刑罚，却不知是非。《道德经•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管子•立政九败》说：“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文子•下德》说：“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这些论述，都是说的不知礼义教化的危害性。

在迫不得已用刑罚的时候，孔子强调省刑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赞扬西周成、康之世“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批评当世的“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孔子家语•始诛》）《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礼不贬平民，刑不尊大夫，汤武革命，即是明证。《汉书•司马迁传》说“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孔子认为大夫理应带头遵守法律，如果犯罪，自裁是唯一选择。而庶人未受教化，不应该被强求以礼。（《孔子家语•五刑》）

孔子也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立于礼。”即一切行为应该按照制度来做。《论语•子罕》载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与立即立于礼，就是要保证追求道的过程的正义性。

现代法律概念包含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法律体现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即法律体现全体国民的意志，适用于全体国民。而孔子及原始儒家的法治思想，包容了以上内容。今天如果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严刑峻法，必然撕裂中国社会共识，违背法律普遍性原则，与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九、爱国释义

“爱国”即爱自己的祖国，是对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人民、文化、习俗的一种依恋和认同的感情。爱国是民族主义感情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大小小的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上的。《共产党宣言》说：“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无声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基不公平的社会，

因此，无产阶级不负有“爱国”的责任。 也就是说、“爱国”只有建立在国家是全体人民平等共有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梁启超《爱国论》说：“国者何？ 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爱国必须以民权的保证为前提。英国思想家洛克在《论宗教宽容》说：“ 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这些论述，都强调的是国家必须是一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的共同体。

从严格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应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而共产主义者应该体现的是国际主义精神。以“爱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体现民族性情怀和世界性立场的结合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时代，人无私心私利，也无有国家，自然不需要产生“爱国”观念。《道德经》说“小国寡民”时期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肤箧》说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等“至德之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道家思想家虽然有“小国”“国”之名，但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不发生利害关系，实际上不会有“国家”的概念。

《战国策•西周》载：“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么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公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公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日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楚王乃悦。”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爱国”一次的地方。“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主体是西周君，而西周君之所以“爱国”，是因为西周是他自己的领地。

《易传•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易传•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太极时期无中生有，产生了阴阳、天地，然后依次有万物、人类、父子、君臣、礼义。《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中国早期国家观念的产生，是伴随着“天下为家”的社会退化进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