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方铭
（接上文）
先秦原始儒家的国家理念，与欧洲近代文明以来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完全一致。《论语•尧曰》载，尧命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同时代领导人的责任就是率领国家机器为人民服务，如果领导人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也就失去了当领导人的资格。《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候，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絮，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社稷即国，孟子认为，君主不仁，威胁国家的生存，则应更换君主；如果天降惩罚，民不聊生，则国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合法性。
周朝的社会制度是“天下为家”的体制，不过周朝早期的领导人却强调他们之所以担任领导职务，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悦《前汉纪》讨论西周封建制度时，也是着重强调周朝的社会根基在一心为民。荀悦说：“昔者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于是为置贤阳大夫，考绩置陟，使有分士而无分民，而王者总其统，以御其政。故有暴乱于其国者，则民孩于下，王珠加于上，是以计利患害，劝赏畏成，各兢其力而无乱心”这里的“亲民如子”“爱国如家”，说的是不能脱离人民而谈“爱国”。
周人封建诸侯，以诸候之领地为“国”，以大夫的领地为“家”，建立了国家制度，但周天子所统领的地域仍为“天下”。保家卫国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而平民并不承担拱卫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的责任。《左传•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鲁国和齐国发生长勺之战，齐强鲁弱，平民曹刿欲为鲁国效力，其乡人阻止，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乡人认为战争是鲁国士大夫的事情，与平民无关。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夏和夷狄不是种族的区别，而是文明的差异。《史记•秦本纪》说大费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历书》说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魏世家》说周同姓毕公高“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受周封建以德治国则为华夏，不受封建则为夷狄。《尚书•商书•说命下》 说：“四海之内， 咸仰朕德。”《礼记•乐记》 说：“敬四海之内。”又说：“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论语•颜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滕文公下》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告子下》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上古圣贤之所以能放眼四海，是与他们胸怀天下苍生的文化情怀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上古圣贤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爱国”，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体现为“爱天下”之意。而“爱天下”，就是要尊重文明的成果。顾炎武《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曾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贵焉耳矣。”顾炎武分别“亡国”与“亡天下”二者，认为“亡国”是家天下君臣自己的事情，而“亡天下”是社会大倒退，是要“率兽食人”，一切文明人和热爱文明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从汉初到唐代，学者们都把屈原看作是“正道直行”的忠烈贞洁之士，到了南宋，朱熹则把屈原和“爱国”结合在起，以资托他对南宋因外族人便而所面临的文明危机的优虑。《楚辞集注序》说屈原有“忠君爱国之减心”心，《楚辞集注•九歌注》说屈原“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楚辞辩证•九歌》说屈原“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屈原关心楚国命运，并坚决地同楚国的君主及权贵等邪思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自杀殉国。屈原之“爱国”，当然本源于他作为楚国王室成员，是楚国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楚国君臣贪腐，其生死存亡对楚国普通人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秦灭楚后的实践说明秦国的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样，南宋的统治者也多乏善可陈，不过，威胁南宋生存的鞑靼人是比秦人更野蛮的侵略者，朱熹无疑早已经预见到了南宋灭亡以后中国所面临的人道主义灾难，才赋予了屈原行为全新的意义。
“爱国”建立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某国的“爱”就意味者对某国的“不爱”或者“恨”，所以，”爱国”也就极容易走向歧途。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如果强调让被压迫者“爱国”，就等于让被压迫者永远无条件地接受压迫而不知反抗。列宁曾经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也正因此，只有和正义结合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爱国思想与帝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专制主义、种族主义这些背离人类文明和公平正义的邪恶思想是天然的敌人，如果任由这样的思想披上“爱国”的外衣，不是“爱国”，而是“害国”了。
王弼注《周易•同人•上九》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案 《孔子家语•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借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昭王名轮，哀六年，吴伐陈，楚教陈，在城父卒，此爱国而致它灾也。引此者，证同人不弘皆至用师矣。”楚昭王以“楚人亡弓而楚得之”体现了楚国财富楚国所有的小共同体境界，而孔子改为“人亡弓而人得之”，则体现了人类大共同体的大同境界。“爱国愈甚，益为它灾”直接与“用师”联系在一起，就是为了防止在“爱国”的旗帜下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墨子•兼爱上》认为诸侯之攻伐皆由于不相爱，不能“视人国若其国”。《论语•尧曰》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为了反对为一己之私利而兴兵灭国。《论语•泰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赞扬周文王，不仅仅说的是周文王恪守臣道，而是赞扬他不为建立周王朝而兴兵。至商纣王无道已甚，不灭不足以解民于倒悬，武王伐纣，则是诛独夫民贼。《孟子•梁惠王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周文王不灭商，周武王灭商，之所以都体现了“爱国”情怀，就在于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