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摘要]清代中期，考据学风靡当世，跃居学术界之主流，这一学术派别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讲求有本之学、溯求本源。这种学术思想对清中期文坛影响甚大，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常见经学之色彩。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之一，因编成《金石萃编》而著称于世，同时他又被沈德潜列入“吴中七子”，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的文学思想也多与学术思想相通。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古文领城，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是，王昶又没有受考据学所限反而展现出种更为通融的姿态， 成为桐城派代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主张的理想典型。

[关键词]经学思想；文学思想；王昶；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时代特征的学派之一，以侧重文字训话、考证名物制度为鲜明特点。这一学术派别源起于明代中期的杨慎、梅篇，渐兴于清代初年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鼎盛于乾嘉时期”。学界对它的称呼不一，或称“ 考据学”、或称“朴学”、或称“汉学；对它的形成原因也各持已见，梁启超主“理学反动”说，钱穆主“每转益进”说，余英时主“内在理路”说。不论是称谓，还是形成原因，考据学的复杂性显而易见。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乾嘉盛世，一大批士人之所以从事考据学，是因为文字狱所致，‘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入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从事考据学成为士人逃避文祸、远离政治的方式。文字狱确为考据学鼎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但也不宜过度夸大。我们应该明白，考据学在乾嘉盛世风靡当世，跃居学术界之主流，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更有赖于其自身特点，它既是时代的现实需要，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晶。从学术发展进程而言，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必然结果，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严谨缜密的文献考证分析，运用由字而词，由词而义的治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的治经原则，整理、研究古代典籍，力求客观实证，而无意于议论褒贬，不至于被斥为“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所以有更多的学者愿意从事其中。乾嘉学者认为“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十三经》皆先圣遗言，其义本可相通者多”，这才是他们认为最接近著者原意的考证方法。

受盛世时期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学术氛围的影响，文学与学术合流，成为清中期的一股潮流。正统文人纷纷倡导“以经为本。杭世骏主张：“读书必先自经始，读经必先自传注笺解义疏始。”秦惠田修篡《五礼通考》时，也是“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纪昀称根本六六经才能不悖于道： “惟根本六经，而旁参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经权，了然于心，脱然于手，纵横伸缩，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于道。钱大昕也说：“词章雕虫哂小技，枕葄六艺培本根。间当时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少时研习辞章，壮年转而潜心经史考据，如钱大昕、王鸣盛、阮元等，强调“以经史为本”也是潜心考据的必然要求。而且，更为显著的是，绝大部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文人，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段玉裁为诗人兼经师，王昶记日：“往予在蜀中， 丹阳陆炳示以《蜀微诗选》，中有段君若膺诗，始知君为诗人。又数年南归，过苏州，见君轻砼侃侃，谭经悉本于古训，又以君为经师也。”身为考据家的翁方纲，提出了“肌理说”这一诗歌创作理论，使其成为乾嘉诗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王昶也是如此，他不仅以五十年心血编成《金石萃编》，也以“吴中七子”之一而称誉于乾嘉诗坛，品评诗歌一向颇为苛刻的李慈铭称：“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凌廷堪）诗可以上接西庄、下揖芸薹。”认为王昶是乾隆时期仅次于沈大成的“经儒之称诗者”。

王昶为后世所知者，莫先于其金石学成就及其《金石萃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归入“金石学家”之列，其《金石萃编》堪称当时部“集大成”的金石学巨著，集录历代各金石家之说，正如王昶自己所言，“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焉”，在金石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接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与赵明诚的《金石录》。参与编定此书的钱坫称“体大思精，海涵地负，集众说之异同，正史文之伪缺，实为向来金石家所未有”（《金石萃编跋》），近代梁启超也说：“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中凝结者王昶五十年的心血与精力，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王昶文学领域的成就始于“吴中七子”的闻名域外，即早年肄业紫阳书院期间，当时的两位院长，王峻与沈德潜都很重视激励弟子潜心学问，王峻教导门生“读书当自经史始”门，沈德潜也主张“既当宗经，又当证之史学，以广知人论世之实”同。“通经读史”成为当时学院，乃至整个社会盛行的风气。由于湛深于经史之学，王昶的文学思想也多与学术思想相酒。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古文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