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接上文）
一、以经史为本
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位“通儒”，王昶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主张经、史为一切学问之本源，以“信而好古”为上。致仕归田后，王昶主讲诂经精舍，在考核学生时，便以经史为本，“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再联系他此前所论：“古人不得志于时，必蕲有传于后，传后者非应科目词赋之谓。”可见，与科目词赋相比，唯有钻研经学，才能传于后世。这与其经学宗尚有密切联系。王昶曾自述日：“仆《易》宗王氏，《诗》宗毛郑氏，《周礼》宗郑贾氏，此后宋元儒先之说及已有所见者，采之附注于章末，以庶几于信而好古之谓。与当时其他考据学家一样，王昶也以“信而好古”为上，但不同的是，他并不排斥宋儒之说，而以此为“信而好古”的内容之一。作为一位金石学家，他始终坚持“抱残守缺，期于征信”的原则，坚信金石是最可靠的考证材料，“金石不朽，信有征矣”，“迨雕版既行，而辗转传伪，益不可胜计，其久而可据者，惟石本耳”，并声称“金石之学，上必与经，下考于史。放故亦为学向中之最大者”。王昶精于《易》学，“余撰《郑易学通》，常悉推其说，罔不与天象合。《系薛传》谓‘仰以观于天文’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者。于是益信而有征矣。”曾协助编订《金石萃编》的门人朱文藻这样描述王昶治学的严谨：“每执卷商榷之馀，辄鬯论读书稽古、诗文格律，从源诉流，皆切要实学。”（《金石萃编跋》）不妨再举一例，“文王受命称王”是后世学者争论不休的命题。欧阳修《泰誓论》提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的观点，王昶认为此类说法“皆以臆对而非有实据也”，“余考经传注疏及汉以前书，皆云西伯受命而称王，则称王而改元无疑也，盖其证有十四焉”间就此举出十四条例证，有根有据，“信而有征”。上述例证，皆可见王昶对于考据、实证的重视。其中，“从源诉流”既是王昶“信而好古”的经学宗尚的体现，也是他强调诗乐源流的依据。
在王昶看来，“以经史为本” 的学术思想推之于诗文领域亦是如此，也就是说，“经史”是一切诗文创作的源泉和根柢。
《与彭晋函论文书》中，王昶明确提出了“湛于经史，以养其本”的文学观念：“然时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实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绝笔不为，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久之后达，则取于心而注于手，得其真也必矣。”强调经史的根本作用，只有以经史为本，诗文中抒发的情感才能自然、真挚。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昶称赞赵文哲《嫔雅堂集》：“大略据经史为根柢，循古人为矩矱，取丛书稗说为辅佐，又本诸萧闲真澹之志。”按他所说，赵氏诗歌之所以能成为“雅音之宗”，正在于“据经史为根柢”的特质。王昶曾为门人陈朗论学诗之法时，提出诗歌创作应该“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主张：
前以足下所业计之，当先学七言古诗，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腾汗漫中，烟云灭没，鱼龙冷啸，无所不有。经史，云烟也，龙鱼也，以气运之，以才使之，如是万为七言股市之至……当今之士捷取速化为能，规之以杜、韩已适适然惊矣，又何能上溯《风》、《骚》，本原经史?
经、史即“云烟”“龙鱼”，是七言古诗的题材所自，是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只有具备雄厚的经史基础，才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使诗歌蕴涵风雅之旨，极尽变化之妙。正是抱持‘‘从源诉流”的理念、王昶提出“词者，乐之条理，《诗》之苗裔”（《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词乃《诗》之苗裔，且以补《诗》之穷”（《国朝词综自序》）、词之所以贵者，盖《诗三百篇》之遗也”（《姚苣汀词雅序》）的词学主张，通过上溯风雅推尊词体，使词体与诗并驾齐驱、同等尊贵，从而成为浙西词派全盛时期的“总结性人物”。乾隆十九年（1754），王昶所作《殿试策》中称：“惟本之身以践其实，禀之经以正其源，博之史以广其用。反覆乎唐宋诸大家之文，以辨其体，而又卓然不惑于诸子二氏之说，如是而文不工者，未之有也。”此说与朱彝尊“稽之六经，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如是而文犹不工，有是理哉”如出一辙，二人都强调经史关乎诗文之好坏。朱氏明确指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而王昶“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说法与此完全吻合，由此亦可见朱彝尊对王昶之影响。
终其一生，王昶都很重视经史对诗文的这种本源意义与基础作用。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昶在《沈柏参时文稿序》中借沈氏之言凸显“六经”之重要：“吾少时所谓思深而力锐者，大率以蠡气出之，轻心掉之，今浸淫于六经之旨，反覆于宋四子之书，始悔少时所作。”时文如能“浸淫六经”，即可达到理想境界。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在长沙为弟子唐业敬讲学时，也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古文的写作中：‘若既本经纬史，又于诸家中择一性之所嗜者，熟复而深思之，久之，深造自得，旁推交通，自尔升堂入室。”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顺天乡试录后序》又说：“窃谓文以载道，而道备于经。古之学者，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盖三年通一艺，十五年而五经通，然后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后世士子，或殚心词赋肇悦之术，于经义忽焉不详；或杂然习之，不求其端，不讯其末，其发于文章也，于斯道奚裨焉。”指出当代士人不精经义、不考究竟之弊，从反面凸显文章中“经义”的不可或缺，体现了王昶“以经史为本”的思想。（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