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王沁凌
（接上文）
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虽未知圣人之学，然宗经师古，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褒尚名节，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谓有天下，第能驱除尔。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境使肃宗，便篡。肃宗规使永王磷，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道学始于孔子，由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这是由二程子所认定的道学”特征之下再次发现的传承关系。在这“道统”之外，亲近圣人如七十子者也不过“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因此孟子亡后，门户众多、学者渐渐莫知所从的趋势是自然的。秦以后的儒学变化，则因门人刘安世“问百世可知之道”1而云然。据伊川所说，汉虽未知圣人之学，然“宗经师古，识义理者众”，故其治“大纲正”；唐“虽号治平”，然而“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以唐观汉，可知程子所谓“大纲”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大纲正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唐有英雄平治天下而未能正三纲，故虽“混一一天下”，仅有烦琐之治具，此“万目举”。汉三纲正而去道不远，世乱而守节之士多，为其-一证； 唐虽有英雄，而其治自始便有三纲错乱之处，故后世子弟群臣皆不可使。故汉之治过于唐，大纲正过于万目举，治道胜于治具。三纲即治道之基、礼祛之本，无三纲即无礼法，礼法不行则入于夷狄。三纲是治乱之所由，亦是夷夏之所以辨。儒家所传之道包含平治天下之道，治道之本在于三纲；三纲是人伦基本，亦是治国之道；读经者当明此道，当求此道之有用于今日；为政者当以经典所载之道行于己身，而后可以行于国。因此，二程子所倡导的“道学”是经典之学，也是有用之学，是政治学，也是伦理学。
二、读经以致用
“道学”是有用之学，读经以求道，就是穷经以致用。”致用” 是二程子与门人论读经为学时最常提及的话题。云：
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河南程氏遗书》 卷第十九)
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日：“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在他们看来，不能致用者虽“号为穷经者”，仍是“不会读书” 。注疏文章之学的最大弊病在于全无用处，“ 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是这个人”。他们引用“诵《诗》三百”与“正墙面而立” 云云，提醒学者思考孔子教人如何读经、为何读经的。读经可以有用于一 家一用室，也能够引出治国平天下之道，可以有用于朝堂之上，也可使学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孔门七十子虽“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然守本不失， 皆知学以致用，以“文学”著称的游、夏之徒，其学尚期于“以察时变、化成天下”，完全不同于后世“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期的文章之学。要言之，道学与词章、异端的区别，就在有用无用上。而这“用”是十分鲜活而亲切的，这在二程子与门人苏季明关于为学的议论中，阐述得更加彻底：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已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一作方。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
苏季明欲治经，然自觉“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大概只是泛观，不知何处下手。这可能是当时不少学者的问题。大程的回答，以“修辞”代指讲习经典，认为学者讲习经典的过程中，如果只以“修饰言辞”为目的，但求言辞通顺漂亮或议论胜过他人，便“只是为伪也”。”道学”博大，其下手处唯在“立诚”。所谓立诚，‘正为立己之诚意” ，“体当自家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之实事”。立己之诚意，‘却只是忠信” ，只是进德，即讲习研求经典，首先要想到如何有益于自己德性的提高，这种提高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以诚敬充养内心，和以义的准则范导言行。这就是“古之学者为己已”的为己之学。“立诚才有可居之处” ，是说树起学而为己的诚心，治经才不会茫茫无归，纷繁的经典之言中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有立足之处，然后可以治经。进德与修辞立诚不是并列的二事，“实 下手处”与“实修业处”应是一事之两面，若要分别，可能是作为“实下手处”的进德在先，作头脑，治经讲习的“修业”随之。相比之下，小程不像大程那样随处引用经典而言己意，他的议论显得更为平直。治经是“实学”，这“实”与注疏、词章、异端之学的“虚”对应，盖指实有其用之学。治经所以为实学，是因为道在经中，“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并且明白可见，“警诸日月在上” 。学者治经，就是求道。“道” 涵盖理事，于经典中处处可见，如《中庸》“国家有九经” ，《论语• 乡党》所记孔子行迹，皆可学处。治经非无用之学，而学者治经不得其用，主要问题在于“不自得”。治经“心得识达”则有得，不能“心诚得之”的，“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二程子的回答总体上是一一致的，皆在强调治经须“自得”。然大程子引《乾•文言》中数语，把“自得”包含的“立诚”、“进德” 、“敬内义外” 诸意表出，并指明“自得”是治经的“实下手处”，讲得十分圆熟。而小程子指出“为学，治经最好”，治经是研求道学内容的主要途径，其过程譬如登台之自下而上，有次第可循。他的讲法更便于接引学者做治经的实际功夫。二人是各有所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