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国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不断努力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得到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制度建设成效显著，符合中国国情的非遗法律体系、工作体系、教育体系、传播体系逐步建立完善，大量颇具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的非遗品牌，在海内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文化事业，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非遗人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奋斗。面对新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非遗工作应当统筹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本土与跨界、民间与专业这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使非遗保护既不失本真，又充满活力。古人云：法必宗如古，式必从其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非遗传承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创造力上。不少影响较大的非遗项目，除了底蕴深厚、技艺精湛、受众广泛、特色鲜明等因素外，传承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今天，非遗传承仍然要在“推陈出新”上下功夫，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找出路，在保留非遗古典精髓和原生质态基础上，鼓励传承人接受新理念、尝试新形式、探索新技法、采用新材料、融入新元素、表现新生活，以利于非遗这朵盛开在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奇葩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化相协调。
二是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让非遗资源动起来、活起来。非遗工作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各类传统节日期间，积极组织非遗项目推介活动，这一工作需要长抓不懈，整合好各方面资源力量，不断扩大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文化场所的工作需要做深做实，真正让非遗融入教育体系，扎根基层一线，发挥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力军的作用。非遗宣传需要大张旗鼓，更需要潜移默化，努力贴近老百姓日常生活。同时，应该将非遗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物保护、文化产业、文艺精品创作、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爱国主义教育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非遗文化软实力作用。
三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保护好非遗生存发展的自然人文环境。非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历史，活在当下，散落在现代社会各个角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非遗整体性保护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实践证明，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较为成功的整体性保护措施，文化遗产聚集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修复，大量颇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非遗项目扎根沃土，焕发出勃勃生机。当然，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新生事物，目前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还不太多，工作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经费支持不足，保护规划操作性不强，对区情认识不足，建设特色不明显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加以改进和提高，真正让非遗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到实处。
四是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打造出一批生产性保护非遗知名品牌。适合生产性保护的非遗主要是传统工艺类项目，如一些拥有全国驰名商标的工艺品、文化用品和地方土特产，一些拥有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产品，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市场竞争力强，受到老百姓的广泛认可和喜爱。这些传统工艺类的非遗项目在保护好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继续走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保护、传承和发展。生产性保护非遗示范基地则应该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着力提升工艺制作水平，积极拓宽市场营销渠道，改善提高传承人收入水平和工作条件，吸引更多年轻人拜师学艺。
五是处理好本地与跨界的关系，推动非遗事业和谐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大多数非遗项目的地域色彩浓厚，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汇了其他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多种元素。因此，各地在开展非遗工作时，应从有利于非遗全局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非遗工作的宗旨和任务，提倡奉献和实干精神，强化大局和协作意识，放宽眼界，打破藩篱，齐心协力，共同把我国非遗事业做大做强。
六是处理好民间与专业的关系，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非遗传承人大多来自民间基层，理论水平有所欠缺，传统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口传身授，存在传承范围较窄、人才断层等问题。国家组织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主要针对传统工艺类传承人群，参训学员与研培院校教学相长，反响较好。大批非遗传承人分门别类走进研培院校，与专家学者和业界同行交流互鉴，极大地拓宽了传承人的视野和思路，增强了传承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提高了传承人的文化品位、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研培院校的非遗教研水平，促进研培院校的非遗学科建设，彰显研培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由专业院校与民间师傅合作培养非遗传承人才的模式，吸纳了传统传承方式的精髓，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传承方式的弊端，更加适合新时代赋予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