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李晓春

（接上文）

然而，当中国人受到西方反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也在中国文化中开始反中国的形而上学“道”的时候，他们损害的就不是个道的观念， 而是动摇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州今天，有一些国人以为“道” 是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虚构， 是一种今天理应放进历史博物馆中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西方对于形面上学的反对并没有动摇西方文化的逻辑性本质，而我们对于道文化的反对则会导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终结，这显然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运动。如果看到这样的实质，我想一些国人也不想出现这样的结果，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中国文化的传人。

然而，对于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传承不能只源自于民族的文化情感，而要源自于中国传统道文化的深邃内涵。在过去，有许多学者都认真研讨过中国文化的继承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冯友兰先生所提“抽象继承法”实得传统文化传承的精髓。中国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孔子的思想是针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的，孟子的思想是针对战国时期的；同是春秋战国时期，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就会有些不同。而到了汉代，经学昌盛，而宋明时期的宋明理学又表现出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新形态。然而儒家在不同的时期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它的核心精神是永恒不变的，这正如陆九渊所说，五百年前出一个圣人， 是这样；今天，出一个圣人，还是这样；再过五百年，再出一个圣人，其核心思想依然如是。这说明，儒家思想虽然在发展，但其核心精神是被后世完全地承继的，如果把这种承继称为抽象的继承，也不无不可。

然而，我们承继传统，却并不意味着保守和封闭。儒家思想的心性是对世界敞开的，所以，在当今世界，当一个物的世界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当下生活中时，我们理应以种开放的心态按纳这个鞋新的世界。我们要确信的是，不仅道的生活是我们的生命根基，而真理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家园。然面、道与真理毕克又有者实质性的差异，这从两者思维方式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法象思维、体用论和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的，而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知则主要是通过逻辑性的推理和思考来加以把握的。也正因为这种区别，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老子认为，道是很难言说的，王弼同意老子的说法，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科得兔而忘蹄；鉴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显然，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要获得对于道的认识，语言或者说逻辑的意义相对只是工具性的；而对于真理来说，语言和逻辑几乎是其全部的手段。

三、儒家道文化的传承在于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在当今中国社会，无论是主张儒家思想已经过时的，还是主张要复兴传统文化的，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传承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只要重新学习古代的儒家经典，就可以起到复兴传统文化的作用？

儒家保守主义者以传承儒家思想为旗帜，认为儒家思想是与西方思想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所以，他们只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差异.从而选择了完全排斥西方文化的立场。然而，坚守这一位场就可以使得儒家思想在 当代社会得以复兴吗？显然，这一主张的缺点就在于当我们面对现代生活时，一味地只是保守， 其实是没有出路的。

而对儒家思想持反对态度的国人，他们之所以对儒家思想持拒斥的态度，就在于一方面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缺乏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在当代生活中的真正的生命力。

而在当下的国学热中，许多热心于儒家思想传播的人士，付出了许多精力来弘扬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全国非常流行的儿童读经活动。但是，是不是只是通过阅读和背诵传统的经典就可以使人们了解并接受传统文化和儒家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呢？

显然，以上对于儒家思想的三种态度各有优缺点，但都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就没有儒家思想的真正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的价值就不能落在实处。对于这一点， 只要我们参照思想史的脉络，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任何思想形态都是针对当下社会的，一个脱离了当下生活的思想是没有生命力可言的。在中国古代，其实也存在着重视逻辑的学派，比如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它们都对逻辑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秦以后中国社会重政治的现实抑制了这种对逻辑的进步钻研， 所以在先秦之后，名家和后期墨家就没有了学派的传承，中国人似乎对于类似的主题也缺乏兴趣。这说明，社会形态对于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些被社会所选择的学术思想也同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着不同的面相。儒家思想在先秦是一种原始儒的面 相，在汉代表现为重视经学的面相，而到了宋明时期则表现为集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新儒家的面相。

今天，儒家思想所面对的情形与隋唐时期儒家的遭遇非常相似。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儒学衰微，由于汉代以来的经学因循守旧，且越来越烦琐，难以适应汉以后的社会现实，故而儒学面临着危亡的局面。在当时，儒家思想在思维方式、本体论的构建、心性阐释等诸方面均落后于佛教。面对如此的危局，唐末的韩愈和李翱开始倡导复兴儒学，韩愈借鉴佛教的传法系谱，构造了儒家道统传承的理论，而李翱则在其《复性书》中初步构建了宋明理学式的心性结构。到了宋明，儒者们借鉴佛教思想，创新思想，逐渐构建完成了适合于宋明时期社会生活的宋明理学。有意思的是，朱明理学的最高概念“理” 就是从佛教思想中吸取过来的。

这样，我们便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有了清晰的认知，只有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完成对于儒家思想精髓的传承，并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对当代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