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又名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学派为阳明学派。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学说。同时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认为士农工商其贵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把传统观念中被视作“贱业”的工商与士并列。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是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性发展，尊重个人意愿，调动个体创造力。教育方面敢于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的桎楛，“反求诸心”，追求自己智慧、道德的灵光，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王守仁弟子有六十七人之多。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四处办数，传播王学。后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著名学者有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钱德洪、欧阳德等。主要著作有王守仁《传习录》《大学问》，朱得之《老子通义》《庄子通义》，钱德洪《绪山会语》《平濠记》《王阳明先生年谱》，欧阳德《欧阳南野集》《南野文选》等。
阳明学派冲破了理学传统观念，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学术主张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一、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从方法与效用关系的角度来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二是从社会意义层面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者来看，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穷理，还是循序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者，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二、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三、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四、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
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指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并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五、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
六、万物一体之仁
这一学说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即“致良知”思想的社会政治层面表达，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其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七、新四民论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认为 “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八、四句教
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目前尚未有明确统一的认定。
代表人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会稽余姚人（现属宁波），青年时移居越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他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其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阳明学说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也具有极大影响。
发展历程
作为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性发展，致力于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桎楛的新思想学派，阳明学派的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从 “龙场悟道”开始，其形成、崛起、分化等诸多阶段里，都存在着众多曲折。但同时也因其思想上的个性解放特征而最终得以崛起。
明武宗正德元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任龙场驿栈驿丞，途中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随后受父亲教诲来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贵州龙场，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也标志着阳明学派思想的发源。
王阳明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和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尚未成为主流思想，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其于明代中晚期的崛起，主要由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央集权的削弱和思想解放的必然。明朝中叶以后，明朝政府集权影响不断下降，程朱理学也随之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在当时的教育领域，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而“王学”的出现，要求人们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的桎梏，“反求诸心”，追求自己智慧、道德的灵光，这在当时学术界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二，学说主张的继承性与简易通俗的特点。“王学”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说教臻于系统和完善，同时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更便于推行和传播，所以能同时深得封建统治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民众青睐。
第三，王守仁本人具备的权威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种新的和具有革新性的学术、思想流派的崛起和确立，其权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王学”的创始人和学派的首领，王阳明在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和学术成就方面，以华夏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在“立功”、“立德”、“立言”等要求上都堪称楷模。
第四，阳明学说的反程朱理学精神和鼓励人们冲破旧传统思想框框的叛逆性格，无疑是获得一些渴望解脱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欢迎的历史背景。据《明儒学案》载，《传习录》刊行于世后，许多不满八股道学的士子、举人、进士，乃至官吏等，如获至宝。
第五，阳明学派弟子四处讲学，广为传播。仅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之人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如钱德洪、欧阳德等人，“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 “以讲学为事……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这些为“阳明学”的崛起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儒学在其诞生之初，便有着“夫子之后，儒分为八”的学派分野，作为明清两代主要儒家流派之一的阳明学派，在逐步步入顶峰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王门弟子”人数众多，对王守仁学术思想的理解也各有差异。由于王阳明的学说中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生前又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则又可分为以下五大派系：
- 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后有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为继。此派主张良知当下现成，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提倡在“心体”上立根，自称 “先天之学”。因多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因此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 以钱德洪、欧阳德、张元忭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此派强调修养工夫，提出 “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总体而言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王学的关系正如 “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 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认为道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 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继承了王阳明早期的思想，主张通过“主静立极”，才能达到“归寂以通感”。但由于他们的学说过分强调“寂然不动”、“隐而未发”，当时不仅信从者寥寥，而且还受到其他王门各派的诘难。
- 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即邹守益及季木、刘邦采、王时槐等人。学术上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并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这一派对阳明学派思想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弘扬传播方面，虽未有明显创新，但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众多分野之中，泰州“良知日用”派及龙溪“良知现成”派最为知名，黄宗羲言及，“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这两派对阳明之学多有发挥，但却逐渐与佛学结合，逐渐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因而流于空疏，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历史评价
理学之逃，阳明造基。——王世贞
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张岱
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宗羲
阳明之学既出，天下宗朱者，无复几人矣。——张廷玉
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蔡元培
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高濑武次郎
海外影响
明清之际，阳明学说传于东亚，对日本、韩国等地都有较大影响，其中真正自成体系的便是日本阳明学分支。
阳明学最早于明朝中后期传入日本，时为日本安士桃山时代，后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东渡日本，进一步传播了阳明学。
日本的阳明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信奉王阳明学说的儒学者集团。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他们开始大多是朱子学家，但在研究朱子学过程中产生怀疑以至批判，转而钻研阳明学说，成为阳明学的崇拜者和宣传者。这类日本学者多半是民间学者，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
日本阳明学前期的代表人物如中江藤树，有“近江圣人”之称，一般被认定为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成为阳明学教育家。其教育精神在于诲人不倦和感化指导，对愚鲁拙笨者亦耐心教导。后人将其私塾命名为“藤树书院”。他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并辑有《藤树先生精言》问世。中江藤树在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培养了一批日本阳明学的学者。江户时代中期则有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分别著有《标注传习录》《传习录栏外书》。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阳明学在岛国成为显学，对明治维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众多政治人物均是阳明学追随者，如日本“武圣”东乡平八郎、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倒幕者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此外，日本二战后的领军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创作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
日本的阳明学派的传播，比较注意将中国阳明学的内容与日本的客观需要相结合，并加以选择、改造，着意避免中国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在日本重演。例如，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虽也谈“致良知”的德性修养，但占主流的乃是注重“知行合一”，重视事功，关心政事、经济实务，即知即行，勇往直前的倾向。这使得明末日渐衰微和缺乏生气的阳明学却在日本经过改造变成一种生机勃勃和富有革命性的启蒙思想。
参考资料：
1. 全历史-阳明学派
2. 阳明学派-中华文明-专业词典
3. 明儒学案（清）黄宗羲_国学导航
4. 阳明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 百度学术
5. 论黄宗羲对阳明学派伦理思想的诠释与修正——兼论黄宗羲对心学伦理思想发展的贡献 – 中国知网
6. 由仁转智——论阳明学派对“是非之心”的辨析 – 中国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