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 陈 蕾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江书陆
生命科学（简称“生命学”）体系的提出乃潘麟先生所创。其“生命”之义源于东方传统文化中大量对生命内涵的深刻洞见与丰富实践所凝聚的智慧结晶与文明成果，旨在通过对生命内涵诸法则与属性的深入探索与身心实践，最终实现终极开悟和内在的自由；而其“科学”之义又源于近现代以理性为原则对知识门类的划分、定义与组织方式，旨在将实现生命觉醒与解放的修行方法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并通过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普及与发展，最终获得与既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立之势，从而融入现代知识体系结构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潘麟先生借创办东方生命研究院、撰写与出版生命科学系列经典、开展“觉醒中国·国学公益行”、亲授皇冠瑜伽、网络公开授课等一系列举措来弘扬与传播生命科学的思想观念，以诚挚之发心，深厚之用功，感化芸芸众生，为丰富和发展生命科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诚如他所意识到的，生命学的普及必然是长久、艰难和复杂的，需要面对现实各个方面的多重阻碍和挑战，故弘扬生命真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志业，亟需同道者合力相谋，共举大业。然笔者以为，此同道可不必局限于国学与传统文化等与生命科学直接相关的学人志士，亦可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发愿弘扬与发展生命学真理，并以此光照与重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志士。
创立生命科学体系，将生命学的真理要义统摄于目前在学术场域中具有主导地位的科学范式（paradigm）下，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只是弘扬生命真理的一道方便法门，而不是出于对科学的权威崇拜与法相执著。恰恰相反，生命学的弘扬必然需要对内在于科学观念中悖离生命真理的预设性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超越。因此，本文拟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科学观念问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将生命智慧之光照入科学知识体系的策略与路径，旨归不在挑战或否定生命学的科学化，而在于以共同的志向打开弘扬生命真理的另一道方便法门。
一、从传播学危机窥探社会科学危机
生命智慧的修行是一种贯通切己实践的修行，一切生命活动与运思的轨迹皆应纳入生命真理的觉照中，故修行人与其空谈妄论，不如从自我所置身之行业或事业入手，透见其所存在的问题，并以生命智慧之光加以照耀与化解。之所以把传播学危机作为探讨起点，乃因笔者与传播学之间深厚的渊源。笔者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直延续新闻传播的专业选择，现又成为高校传播学院的教师。在这多年的学、研、教的过程中、深切感知和体会到传播学领域中弥漫着的危机感和焦虑感，那么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传播学在社会科学的起源由来中一探究竟。
传播学跻身于社会科学知识之林，成为多元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新成员，历史并不长，然而在社会科学既有的理性逻辑下，其知识合法性危机却是与生俱来的。根据上个世纪古本根基金会对社会科学起源与发展的著名调研报告，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大学机构中的建制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缘自18-19世纪政治经济剧烈变革下欧美国家日益增长的决策需要，其创立初期所包含的学科数目是极其有限的①，随着日益丰富与复杂的社会需要的进一步推动，这些学科将各自的研究领域越拓越宽，与之前声称的学科边界及统一性相比照显得越来越不纯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带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学科应运而生。1945年以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学科数目发展上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学科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性基础。传播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着“跨学科”的名义，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勃兴及其引发的政商各界对传播的控制需要，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得以率先建制，后又随着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全球的普及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创建与发展的。从传播学的这一诞生背景上可以看到，如果把学科对自身边界的明晰性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作为论证自身合法性的理性根基，那么传播学等跨学科的出现和确立正取缘于通过分担复杂性研究议题而标救合法性日益模糊的传统学科于危机之中。然而，这种拯救并不是化除危机本身，而是将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研究问题移驾于自身的研究版图内，一旦传播领域也完成了自身的学科化建制而成为社会科学多学科体系中的一员，便也无法免除将社会科学既有的理性逻辑观照自身并以此确立自身合法性依据的宿命。若不能超越既有的合法性逻辑而对合法性本身作出新的定义，那么跨学科使命便将成为难以摆脱的学科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传播学人不同阶段的价值困感很大程度上都与传播学这种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危机相关。最开始，传播学作为不同学科的“十字路口”，吸引了不少来自其他学科的优秀专家学者就复杂的传播问题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留下了很多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之作的研究成果。然而，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又匆匆离开传播学的“十字路口”，传播学的初创者为此不得不陷入学科价值危机的困顿中，传播学应该怎样定义自身的理性逻辑，才能吸引优秀学者在传播学领域安营扎寨长期驻留？传播学学科应怎样建制才能培养出一批批前仆后继、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新生代生力军？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解决，与之对应的结果是，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支离破碎的领域，不同的方法流派与政治流派之间互相解构拆台，解决跨学科问题的创造力亦显得愈来愈匮乏。由于贡献力的不足，传播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乃至置身其中的专业学人常常会感受到学术尊严的威胁，与此同时，面对传播学日益繁杂的领域版图以及五花八门的教材版本，传播学应如何学、如何研、如何教成为越来越难以道清的问题。专业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危机亦因此而加剧日甚，犹如一片乌云笼罩在每一个以传播学为志业的学人之上。
正如滴水见海，一叶知秋之理，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多元学科体系中的一份子，其面临的危机无不反射着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乃至其终极指导原则一-传统科学观与理性观的危机。以全息理论的视野加以透见，这种部分与整体之间危机同构的原理是必然而确切的。然而。在危机彰显的时机和程度上，部分与整体可能存在前后与大小的差异。如果说传播学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危机乃社会科学初期传统科学观与理性观危机的彰显，那么传播学在后续发展中由合法性危机派生出的学人价值危机、方法论危机、传承与创新危机正是社会科学下一阶段危机的先导性彰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传播学学科反思与重建作为社会科学反思与重建的“实验基地”，以传播学危机窥探社会科学危机，以传播学革命启示社会科学革命。
注释：①在1850至1945年期间，被正式认可的学科只有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寥寥数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