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    陈  蕾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江书陆

二、以生命真理透见社会科学危机的本相

由于社会科学是西方知识理性与科学观下的产物，故对社会科学危机的既往研究与讨论，也多在知识理性的逻辑脉络下推演和论证。西方知识理性与科学观的典型特征是崇尚实证精神、注重逻辑推演、细化术业分工、排斥形而上学、探索现象规律，致力于不断加强主体对现象世界的控制能力，以适应与满足世俗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种种现实需要。与文明发端时期宗教哲学包罗万象的混沌认知相比，知识的理性化与科学化运动以革命解放的姿态大大推进了知识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与民主化传播。理性与科学原则主导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随着自身的发展成熟，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项大业，谱写了人类技术与物质文明发展史上辉煌的篇章，从而成为学术世界知识实践的基本框架，深刻影响并塑造着全球的知识生产与文明生态。

然而，当我们以西方知识理性为思想工具分析推论社会科学危机时，往往会陷入一种奇特的自相矛盾或循环论证中。以传播学的学科反思研究为例，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有的学者偏向把传播学危机的症结归因于传播学人的怠惰与私利心，有的偏向归因于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缺失，有的偏向归因于传播学方法论创新力的不足，有的偏向归因于传播学独立自主性的不足，有的偏向归因于传播学学科教育的不力，有的偏向归因于传播学在自身定位上过分重实践而轻理论，然而无论哪种归因偏向，都难以完全充分地推导出其他危机因素，这些不同因素之间并不是前因后果的简单关系，而是互为因果，或共同为果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难以通过理性的话语获得充分解释。至于传播学危机下的自我认同取向，无论做出什么选择，似乎都无法逃脱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如果按照传统的科学理性标准规训传播学，那么传播学先天的混杂似乎永远都无法使其达标通过：如果把传播学视作与传统学科不同的特殊学科，那么随着传统学科自身无法遏制的“突破自身边界”的发展趋向，似乎又难以解释传播学与这些所谓传统学科之间真正的差别：如果把传播学视作非学科的领域，那又难以在以学科建制为基础的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使自己的研究获得持续稳定的制度支持。

在上述传播学危机研究的种种僵局中，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是社会科学建制的内在逻辑，即传统的科学理性观出现问题呢？是否西方的理性与科学观在从混沌的宗教哲学中提炼出来时所剔除的东西一方面解放了其当下的发展，却在另一方面遏制了其未来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内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理性观念早已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常识认知与现代大学的专业建制之中而获得明确界定，可相形之下，与科学相对应的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文科、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有时被称为文学（humanities）或美文学（belles-l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力，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结成同一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这部分知识作为被科学理性的可定义化、可操作化、可标准化、可分解化等原则遮蔽、弱化乃至刻意筛除的部分，如同黑箱里的隐秘力量，在人类物质匮乏问题得到逐步解决而精神匮乏问题日趋凸显的时代语境下，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与制约社会科学解释效力的至关重要的隐性变量，也越来越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进路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潘麟先生正悉心耕耘的“生命科学”大概就是试图把生命真理从原先被科学剔除出来的这部分面目不清的知识构成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努力。潘麟先生曾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分析指出，灵性成长是每一个个体内在的需要，这种需要比肉体的需要、情感的需要藏匿更深，但对人的影响力却更深远。当灵性成长不能得到满足时，必然会患上一系列疾病，生命科学称之为“终极关怀缺失症”，具体可表现为漂泊感、空虚感、恐惧感、不安感等，除此之外，对自身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迷失必然会进一步引发：迷失动力，做着做着就没有动力了；迷失过程，做着做着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迷失目标，做着做着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奋斗了。以此生命科学的真理观透见，“危机”不过也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主观感受与判断，是“终极关怀缺失症”的典型症候之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要未将人的“灵性实现”内化为自身事业经营的目标，只要未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学人获得灵性的成长，必然无法逃脱危机话语与焦虑氛围的藩篱。这便是社会科学危机的本相。与科学理性视角下的危机反思路径相比，生命真理对危机本相的透见显得奇巧而另类，却是一语中的，充满着智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