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 潘 麟

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两件值得一提的文化交流事件：第一件是日本铃木大拙（1870-1966）博士向西方人介绍中日佛教的禅宗。不可否认。铃木大拙博士是倾尽毕生心血向西方介绍中日的禅，同样不可否认，西方的学者们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虚心学习，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学禅风潮。如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洛·梅和马斯洛等人还写过一些研究禅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和书。但统观二十世纪上半叶乃至绵延至今的西方学禅史，至今仍然对禅宗、禅定、禅学等这一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了解得很少，也很肤浅。近百年过去了，始终处在“隔靴搔痒”状态，不得其门而入，难尝禅宗醍醐三昧。等而下之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们喜欢上了东方的瑜伽和禅宗，以禅者自居，谈禅、习禅，发起禅的组织，出版对禅的理解和体会的书籍等等，一时蔚然成风。更为可笑的是，在西方禅风鼓动之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喜欢上了所谓的禅，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读书人中谈禅之风已成时尚。直到现在，随便去一家书店里看看，可以发现至少二三十种各类谈禅的畅销书在出售。其所谈之禅距离唐宋时期真正的禅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时至今日，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以禅宗为桥梁的一轮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会通，差不多以失败告终。即使不能武断地冠以“失败”二字，但至少是让我们深感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件文化事件是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和吸收。在荣格博士的中晚年时期，对道家内丹学代表作——《太乙金华录》（西方译名为《金花的秘密》）和印度教和佛教密宗文化中的曼陀罗（坛城）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声称对这两者的研究给他的分析心理学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启发。受荣格博士的影响，道家内丹术和印度文化中曼陀罗在西方一度很为流行，在某些范围内引发了中国或东方文化热溜。但若深入研究荣格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论及的关于对内丹和曼陀罗的理解，与东方文化所赋予它们的真正内涵，出入很大。稍作用心比照。不难发现荣格对道家内丹修炼和曼陀罗象征的内涵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很浅表的层面，像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即使在“后荣格时代”，荣格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们，对道家内丹学、曼陀罗、自性、共时性（即相应性）等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思想和哲学学说，他们的理解和见地并没有比荣格多出多少，或更为深入多少，仍然处在肤浅、零碎、猜测或削足适履等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至于那些在荣格及其追随者们的影响下，以赶时髦、猎新奇或为了迎合民众的态度，来谈论和炒作中国道家内丹修行和印度瑜伽修行，以及曼陀罗、神通、咒语、冥想、开悟等概念和术语的文章或书籍，则更是等而下之。

以荣格心理学为桥梁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我们同样遗憾地看到，这仍然是一次不成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后来的马斯洛“超个人心理学”与东方文化的对接，半个世纪下来，如今依然处于很初级的探索阶段）。从铃木大拙的禅学到荣格的心理学，向我们反映了两点事实：第一点，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尚未正式开始；第二点，就整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始终处在肤浅、恍惚、零碎、曲解和猜测等极为初级的阶段。

什么是国学

——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

“国学”又名“汉学”或“中国学”，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别名也。“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籍里，都有“国学”这一概念。被称为宋初“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余为登封嵩阳、长沙岳麓、商丘应天），但在朱熹将其扩建之前，它并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