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 潘 麟

4.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在规章制度、生活习惯、思想倾向等方面大大的中国化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转化。同时，佛教在接受中国化改造过程中，也在全方位并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建筑、信仰、伦理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中国人即接受佛教为“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成员——佛教文化。

5.印度向来不重视历史，印度文化中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视角。而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是世界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佛教进入中国，被影响后，也开始注重佛种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也开始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和习惯于用历史视角来考量佛学。

6.儒道两家不喜欢宗教仪式和信仰体系的建设，而是将宗教的功能和作用融摄于人文之中，成为一个“实践的宗教”“生命自觉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求神灵或菩萨救赎的宗教”。受此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很注重佛教哲学的阐述和生命自觉的提倡，而大大地淡化了佛教通过信仰来获得救赎的强调。尽管时至今日，佛教仍然没有完全脱去它作为一个有着丰富而独立的信仰体系的宗教拥有的所有宗教都有的偶像崇拜、教主、神灵谱系、仪轨和信众等，但就其教义上大大增加了哲学思辨和学术内涵，以及对理性、知性和逻辑等的重视与提倡，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这些让佛教除了始终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宗教之外，它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史学等学术体系。

自东汉以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之三足鼎立为其不变的格局绵延至今，佛教作为印度文化之核心和代表全盘移植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是由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文化汇流而成的，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智慧之结晶。故中国文化实是整个东方文化之代表，它融摄了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这四条大河之文明成果。

《周易·系辞传》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这句话来形容儒佛道三家文化之特性是十分贴切的。就特性而言，儒家以德立体，所求在于德性之知（德智）和德性之理，可简称“性智”与“性理”。此智为道德创造之智，故曰“德智”或“仁智”；此理为道德的先天存在之理，故曰“天理”或“性理”。此仁智和天理为宇宙之基、人伦之本、道德之源、智慧之体，先天地已在，后天地不灭。故可创造出人伦和天地万有一切，为一切价值与意义之所依所本。在儒家看来，道德之源即天地之源、万有之源、人生之源、生命之源，更是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之源，儒者在此基础上立言、立功、立德，在此基础上成就文化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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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学宣言》后记

2012年秋，我自印度访学归国不久，百事缠身，只能勉强抽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事著述，于是我来到南国某城开始闭关写作。当时计划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写作出一部关于《心经》的注解之书和一篇关于国学的长文。当我把《心经》注解出来时（即现在大家看到的〈心经〉直解》一书），所剩仅几日而已。虽然我在这有限的几天内昼夜不停地写作，遗憾的是只能完成一小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半篇《新国学宣言》。出关后，我四处讲学并主持东方生命研究院的日常教务与科研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对我来说几成奢望，故这个残文至今无法完璧。与其完璧无期，不如早早公布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姑且告慰自已曰：残缺也是另一种美。

就某方面而言，像《新国学宣言》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完的，她永远在路上。故此文仅仅是一个抛砖引玉之作，需要所有志在国学复兴者和民族复兴者共同来继写，若干年后，方可成就一篇真正的辉煌之著。

潘麟 记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