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古都学会 韩鹏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一万年的文化史”的论述，为史学界、考古界探索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发源的地理和始点问题，提出一个重大课题。通过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的历史和地理定位，来探索华夏民族文明的起源问题，对于梳理和判断黄河流域太古人类、燧人氏，远古雷神、华胥氏，上古伏羲、女娲的传承关系、迁徙过程、居住繁衍地；对于认识和阐发华夏民族文明起源的地理和文化标志，进而明辨自然黄河与人文黄河的关系，论证华夏民族及其文明产生的依据，确立华夏民族、华夏文明与黄河、中国万年文化史的一致性，都是一种重要的思路、方法，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由此可以得出，华夏民族文字、文化、文明起源于万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基本结论。
[关键词] 黄河文化 燧人氏 伏羲 汴河 九州 华夏文明
2020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文中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
中国为什么会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中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从何时算起？中国“一万年”前后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对此，本文初步做一些探索。
一、“一万年”前中国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
很多人把黄河称作“四渎之宗、百川之首”，以此说明了黄河在古代中国河流中的重要源头和历史地位。
但是，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从人文黄河名称出现之前，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的时间说起。
其实，黄河相对于长江而言，是一条年轻的河流，其历史年代大大低于旧石器出现的年代。一般认为，旧石器年代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为止。而黄河形成的年代，却仅仅只有10万年—1万年的历史。
对此，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感到不可接受，认为这显然把黄河形成的时间低估了。但事实就是如此，无法改变。所以，中国最具权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河网·黄河概况》中作了“总述”：“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2
就是说，直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真正实现上中下游的全线贯通，成为与东部渤海、黄海连接的海洋性河流。这里所说的黄河，是没有人文名称的自然黄河，而不是有文字记载的人文黄河。值得注意的是，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的时间，上限是10万年，下限是1万年前。就是这个“1万年前”，与习近平总书记“一万年的文化史”的论述基本相吻合。
同时应该看到，“1万年前”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时，由于华夏民族还处在孕育过程之中，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字、文化和文明还没有产生。因此，即便是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网· 黄河概况》中记载的黄河，也只能是自然黄河。不仅当时没有人文黄河的名称出现，更没有其他任何人文河流名称的出现。可见，当时的自然黄河，是没有文化的黄河，不能被视作黄河文化的起点。
图1 7400年前洪水冲积河洲图
这一时期，所谓黄河为“四渎之宗、百川之首”的人文理念，自然也无从谈起。因为此时既没有人文意义上的“黄河”和“黄河文化”之说，也没有人文意义上“四渎”“百川”名称的存在（见图1）。洪水冲积的河洲，仅仅是一个四面临水的瀛州。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有益于我们在研究黄河文字、文化和文明过程中，将自然黄河与人文黄河发源的历史梳理清楚，而不至于混为一谈。
二、一万年前自然黄河在下游孕育了渤海、黄海河洲。
距今10—1万年间，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关键阶段。大约从1万年起，旧石器时代结束，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进入了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人类已经生活于自然黄河中下游结合部，即荥阳西部一带。这里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十分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许昌灵井镇距今12.5万—10.5万年前的灵井人文化遗址（见图2）；荥阳织机洞距今10万—2万年前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郑州南郊樱桃沟距今约4万年前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新密李家沟距今10300—8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等等。
图2 许昌灵井人图
图3 鲁山县仙人洞人类头骨图
2021年9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上，介绍了在河南鲁山县仙人洞遗址发现距今3.2万年人类头骨化石（见图3），是目前已知河南中西部又一早期的现代人遗址，对研究中国现代人的起源、演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旧石器末期现代人居住黄河中游末端的又一最新证据。
这一时期，人类也被称作“燧人氏”。据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声誉的《三坟（载于汉魏丛书）》记载:“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3“结绳之政”，是伏羲符号文字、仓颉象形文字没有出现前的记事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史考》也记载:“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4“燧人氏”，是华夏民族和伏羲氏产生之前的人类，也是伏羲氏的先祖。
黄河中下游结合部众多新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大多在10—1万年之间，与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于荥阳桃花峪、焦作武陟嘉应观、新乡焦作辉县孟门一线的时间基本吻合。
这里是自然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也与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线相交叉。交叉点的东部，为太古时期太行山东部的渤海和北邙山东部的黄海。自然黄河上中下游在这里全线贯通，混浊的洪水在渤海、黄海西海岸爆发。进而，开始了冲积造地的历史过程。之后，自然黄河下游的河洲逐渐出现，并不断向东北部、东南部地区冲积、拓展，成为人类迁徙和居住河洲的先声。
三、一万年前后燧人氏向荥阳东部的河洲地区迁徙。
距今一万年前后，随着自然黄河下游冲积河洲进一步扩大，逐渐具备了人类居住、繁衍的生态环境。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燧人氏，开始从自然黄河中游末端的豫西地区，向自然黄河下游首端的河洲地区迁徙。
由于自然黄河下游冲积的河洲，地处山、海、河的结合部，气候宜人、物类丰富、食物充足，为燧人氏的生存、繁衍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其中的雷神、华胥氏，就是燧人氏在河洲之地繁衍的后裔，也是雷神、华胥氏与黄河中游末端的新密、巩义、温县、济源、新郑西部等地区，远古、上古文化遗存交织较多的历史和地理原因。
人类对雷神的信仰，起源于对于雷电的自然崇拜。因为远古时代气候变化异常，晴朗的天空会突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雷电有时会击毁树木，击丧人畜。使人类认为天上有神在发怒，进而产生恐惧之感，随而产生了膜拜的心理。雷神，也称雷精（见图四），后来他的形象也从单纯的自然神，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复杂社会职能的人文神。
图4 雷神与华胥氏图
据宋代《三教源流授神大全·卷四》记载:“元帅姓田名华。原为雷精，藏于地中，寄胎于田问，得千年石乳钟气而生。生时自昼凭空霹雳，火光冲天，风雨骤起，帅膝坐，大蛇围其外，群蜂为其哺乳。”5说明雷精是地上风雨，天上霹雳的化身。
清代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一》记载：雷精“大首鬼形，白拥项，朱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恃凿，运连鼓于火中”6。清代黄伯禄《集说诠真》引《搜神记》记载：雷精“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如猕猴”7。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其状如彘，秋冬伏于地中”8。“彘”，本指豕、大猪，后泛指一般的猪。
总之，雷神的形象并不确定，体形或龙、或人、或兽；脸彤或人头、猴头、猪头、鬼头。西周以后，雷神被称为雷师、雷公等。但炎黄时期的雷神、雷公，不过是对燧人氏时期雷神、雷公传说的一种延续而已。雷神是在华夏民族形成前后，最具影响和传承的文化精神图腾之一，也是伏羲出生之前人类文化、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华胥氏是燧人氏族的一部分，也是与燧人氏男性雷神相对应的女性代表。中国古文字学家顾实《华夏考源》认为：“胥、雅、疋、夏等古字相通，华夏就是华胥。因此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华胥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也就是华胥文化了。”9燧人氏雷神、华胥是孕育伏羲、女娲氏族的父系和母系，也是孕育华夏民族的父系和母系。
在自然黄河下游的河洲形成之前，荥阳东部之地只有大海，没有河流形成的地理载体。在河洲形成的初期，河洲之间也被海水、洪水隔离开来。这些河洲，就是古人神话中传说的东海“瀛洲”，又称“仙山”等。如春秋时期列御寇《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嶠，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10
所谓“仙圣”，当指华夏民族产生前后人类先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本是“仙圣之种”，也就是燧人氏的后人。南宋王胄 《罗浮山志会编·罗浮图志后跋》解释“仙圣”：“然洞天之本始，仙圣之源流，史传之纪载，幽居之隐沦，动植之灵异，前后之吟咏，不可以备知。”11“备知”，即尽知。“不可以备知”的原因，主要是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神话传说在口口相传中演绎的成分很大，失去了分辨和考证的依据。但它却是人类文化、文明最原始、最本源的东西。
到了秦代，作为黄河下游赢姓后裔的秦始皇，也是到先祖居住的东土、东瀛大海中，去寻找“三神山”中“仙圣”的，以祭祀赢姓先祖，也为了求得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12其实，齐人所说的“三神山”，本是自然黄河下游冲积渤海后，在荥阳东部形成的五个河洲之中的方壶、瀛洲、蓬莱三个河洲，也是最早被自然黄河下游的洪水冲积形成的土阜丘台，也是东瀛（夷）人、赢姓始祖伯益发源的开封“梁”地。
古代河洲，也称“河州”，最早是指四面临水，人类可以居住的“瀛州”。故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水中可居曰州。”13而华夏先民最早居住的河州，便是自然黄河下游洪水冲积形成的河洲，也是洪水冲积九州、中原、华北平原的原始之地（见图5）。
图5 黄河下游冲积河洲图
尤其值得回味地是，最早记载华胥氏文化的史典，也出自黄河下游的首端，也就是春秋时期居住郑州圃田的思想家列御寇《列子·黄帝》之中。书中所记载的“五山”“仙圣”，都是黄河下游华夏民族产生前后，象形文字没有形成时期神话传说的产物。秦汉之后，这些文化又被传承到了东瀛之地日本，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四、一万年后伏羲在黄河下游汴睢流域始创华夏文明。
一万年之后，在自然黄河下游洪水的冲积下，所造河洲的面积越来越大。尤其是华夏民族象形文字产生之后，河洲之地发生大洪水传说转变成了文字记载，也出现了洪水演变为洪沟的文化历史传承。
（一）雷神、华胥氏生活在洪水、洪沟流域的雷泽。
古人把“洪水”与“鸿水”、“洪沟”与“鸿沟”等同看待。说明洪沟、鸿沟，本是洪水、鸿水在河洲上冲积形成的河道。
如战国著名思想家韩非《韩非子·饰邪》记载：“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14文中的“鸿水”，也指“洪水”；再如东汉史学家荀悦《汉纪·高祖纪三》记载:“中分天下,割洪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15文中的 “洪沟”，也指“鸿沟”，古书中彼此混用。
此时的雷神与华胥氏，在黄河下游“澭沮会同”之地的“雷泽”，孕育了伏羲、女娲。据上古之书《尚书・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16“济河”，就是与自然黄河在下游交会的济水；“雷夏既泽”，即“雷夏泽”，也称“雷（震）泽”，在“澭沮会同”之处，也在伏羲八卦的震卦、八方的东北方位。
关于澭水、沮水的地理位置，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方與纪要》曰，汳水，或谓即禹贡之雝水，春秋之邲水，秦汉之鸿沟。上与河通。下与泗淮通”17。“雝水”即“澭水”。说明澭（雝）水与汳水、邲水、鸿沟本指一水。
元朝经学家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引中国辞书之祖“《尔雅》云，自河出为灉，济出为濋。求之于韵，沮有楚音，二水河济之别也”18。与“河”之别者，为澭水、汳（汴）水、鸿沟；与“济”之别者，为沮水、睢水。该书又引东汉地理学家桑钦“《水经》：汳（汴）水出阴沟，东至蒙为狙獾，则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19。说明“睢水沮水”同为济水的支流，也是灉水的“下流”。
图6 澭沮（睢）会同雷泽图
由于灉水、沮水在开封、封丘之间的雷泽、雷夏泽（见图6）交汇后分流，成为下游汴水、睢水、涡水、蔡水、沙水等豫东河水的源头，是认定伏羲出生地雷泽、雷夏泽的地理依据，也为兖州府曹州成阳传承的“雷泽”文化，找到了地理历史的源头。由于山东菏泽古曹州成阳不具有“澭（汴）沮（睢）会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因此其“雷泽”只能被视作开封“雷泽”文化的传承地，而不是发源地。
（二）汴水、睢水交会的雷泽孕育了青龙伏羲。
关于燧人氏华胥在“雷泽”产生伏羲问题，汉代易书《河图握矩起》有记载:“燧人之世,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20晋代郭璞所注《山海经·海内东经》也记载:“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21“大迹”，是指大人氏雷神的足迹，是雷神与华胥男女结合的标志。伏羲出生于开封汴水、鸿沟与睢水交会的“雷泽”，今为封丘曹岗乡青龙湖，也与舜帝下葬的鸣条苍梧相邻。
封丘青龙湖之“青龙”，与伏羲为东方青龙氏、春官青帝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据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记载：“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端，因而名官始以龙记，号日龙师……又命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22“太昊”“龙师”“青龙氏”，均指伏羲、或伏羲氏族。
伏羲成年时期，曾活跃于兰考三义寨乡白云山村、封丘黄陵岗镇平街古鸣条苍梧、开封大梁之地。相传为黄帝所著的《归藏·启筮》记载:“太昊之盛,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23。清代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进一步解释:“太昊之盛,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说明: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带”24。这一带正是灉（汴）水与沮（睢）水交会之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睢水、瓠子河、汶水》记载：“睢水出陈留县西蒗渠,东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陈留浚仪狼汤水也”25。“狼汤水”，也称“汴水”“鸿沟”。
（三）伏羲肇始河图洛书在开封汴河、鸿沟流域。
生活在开封大梁的伏羲，在“狼汤水”，即“汴水”“鸿沟”流域肇始了太极八卦，即河图洛书文化。汴水上接荥河、荥泽、河水，荥河是汴河、鸿沟、浪荡渠的又一别称。开封陈留镇汴河岸边，是中国柏姓家谱传承的伏羲氏柏芝获取龙马负图之地，今有“河图庄”地名遗存，又有春秋孔子周游陈留时发出“河不出图”感叹的民间传说至今。
对此，唐代著名画史画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古先圣王，受命应籙，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暎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26“巢、燧”，指远古时期伏羲的先祖有巢氏和燧人氏；“庖牺氏”，即伏羲氏的别称。
明代考古先生赵撝谦《六书本义》也记载：“天地自然之图,伏羲氏龙马负之出于荥河,八卦所由以画也”27。元代高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记载的更为明确:“太昊伏羲氏木德、都陈留，在位一百一十年，始画八卦。”28
图7 伏羲画卦图
八卦，即河图洛书、龙马负图、典籍图画（见图7），是华夏民族文字、文化、文明的始点，伏羲也由此被华夏民族称之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
此后，伏羲在八卦、洛书九宫图等历法文化的指导下，在黄河下游洪水冲积形成的河洲之地，划分了以冀州为中州的九州。这种九州模式，一直延续到大禹治理洪水，开发汴渠大运河及“四渎”，重新划分以豫州为中州的新九州之前。
（四）伏羲划分九州的显著标志是以冀州为中州。
对于以冀州为中州的九州问题，西汉经学家刘安《淮南子·地形训》有记载：“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亳）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29“正中冀州曰中土”，便是伏羲所划和传承的、以开封汴河为中枢之水的九州中州。
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也记载:“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30“正中冀州曰白土”，也为九州的中州。
唐代重臣徐坚《初学记·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又记载:“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31“中央曰冀州”，还为九州的中州（见图8）。
图8 伏羲八卦九州对应开封图
上述所引史典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固定的八卦八方的历法定位。尽管九州的名称有所不同，但都是以九州的“正中”“中央”“中州”为冀州定位的，都遵循着上古八节、八方等时空历法的基本规范。由此，否定了华夏民族最早的中州、冀州，在黄河中游的山西、海河流域的河北等“冀州”的重大地理误判，为华夏文明探源屡屡失误找到了重要症结所在。
伏羲时期，是以河洲面积为基础来划分九州的。所以，九州的面积大小受河洲面积大小的制约。伏羲时期九州的面积，也必定小于数千年后大禹时期重划九州的面积。而伏羲所划九州时期上游河流的源头，在西部自然黄河中下游的结合部，即荥阳、武陟、辉县一线。这是华夏先民当时带有局限性，却又是真实性的认识。而下游河道，目前仅见有灉水和沮水（包括上游济水）的史典记载，且河道的流域范围仍受九州面积大小的限制，自然不如大禹时期的河道长远。
由此可见，正是灉水、即荥河、汴水和沮水、即济水、睢水，首先冲积形成了河州之上的“雷泽”，孕育了伏羲生长的“大梁”之地。然后，又培育了伏羲在“大梁”肇始八卦的睿智和能力。由于华夏民族把伏羲视为自己的人文始祖，又由于华夏民族把伏羲在大梁肇始的八卦、即河图洛书，视为自己文字、文化、文明的始点，因此说，汴河、睢水是最早哺育华夏民族的文化河、母亲河。这不存在丝毫的夸张成分，而是符合历史、地理和文化基本事实的客观阐述。
（五）黄河下游是上古时期中国、河文化的源头。
自上古时期以来，济水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地位。它不仅在自然黄河的下游，经常被荥水、邲水、汴水、鸿沟、浪荡渠抢占河道后夺水而流，也与上述之水彼此交会，水名互用。济水东流过程中的“三显三隐”现象，就是明证。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记载：“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32在“自济入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连接作用的河流之一，便是上古时期的沮水，即睢水。在此，“济”水被当作了沮水、睢水的代称。
我们一直强调:伏羲肇始太极八卦、即河图洛书、龙马负图文化，是在自然黄河下游、荥阳荥泽东部的荥河、汴河、睢水流域。这并不是有意否定西周之后出现的洛阳“河洛”文化，只是历史、地理和文化研究的结果，不支持洛阳为河图洛书文化原发地的观点。但我们对洛阳作为河图洛书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仍然保持着敬重的态度。
对于这一问题，古代史典中早有否定黄河中游为“河出龙图”的观点，只是人们不大关注而已。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引《尚书大传》《礼三正记》解释：“渎者，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民陵居，殖五谷也。江者，贡也，珍物可贡献也。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淮者，均，均其务也。济者，齐，齐其度量也。”33说明“出龙图”之地，是在河“播为九流”的下游之地，而不是“九流”的上游之地。
九流、即九河，自夏代以来被认为是自然黄河下游众支流的总称。而河“播为九流”之地，便以自然黄河下游的荥阳为起点，而不是在荥阳西部的洛阳之地。因此，汉代祭祀河神的“河神庙”，也建在荥阳之地。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记载，祭祀河神的庙在河南荥阳县,河堤谒者掌四渎,礼祠与五岳同。34荥阳县不仅有河神庙，还有济渎庙（在县北二十五里）、洛河庙（在县东南四十里），印证着河水、济水、洛水、河图在荥阳东部地区的存在。
图9 伏羲大禹九州、四渎对应图
其实，古代祭祀河神的河神庙，又称龙王庙、大王庙、金龙大王庙等，尤以古代中原人修建的时间最久、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焦作武陟嘉应观河神庙、新乡金龙大王庙会，都是本地人对夏代四方四渎（见图9）之一河、西河位置的一种地理认可和历史传承。
伏羲时期，华夏民族的象形文字来没有造出，人文黄河名称与黄河文化还不具备产生的条件，无法担当得起华夏民族母亲河的盛名。用人文黄河作为黄河文化源头、华夏民族母亲河的类比，显然不如用汴（灉）水、睢（沮）水类比华夏民族水文化源头、母亲河，更符合上古时期历史、地理等客观事实。
这一决定华夏民族发源地的事件，其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已不言而喻，也不难用天象地形、古代历法、史典记载、地层考古、人文遗存等多中方法进行求证，理应恢复华夏民族开创人文历史的本来面目。
五、尧舜禹时期始出分流汴河、四渎之一的河水。
尧舜时期，自然黄河下游地区出现了海侵现象，导致荥阳东部，即开封及周边地区的洪水滞留，以至于水位上升，洪水开始泛滥。据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35此时的“中国”，就是自然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伏羲“九州”之地，也就是荥阳东部以开封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正是在这种危难之际，大禹担负起了治理自然黄河下游洪水的大任。他不辱使命，最终使中国、天下的水土得以平息，华夏子民重归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孟轲又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36“平土”，指将洪水疏通于下游的大海，平整中国的土地，也指水降落于平原之义。
大禹时期治理的是洪（鸿）水。洪（鸿）水的主河道是洪（鸿）沟，分流鸿沟之水的是四方之水四渎。孟子文中将“四渎”称作“江、淮、河、汉”，而古典中也将“四渎”称作“江、淮、河、济”。如中国辞书之祖《尔雅·释水》记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也。”37《孟子》记载“四渎”之一的“汉”，对应《尔雅》记载“四渎”之一的“济”，说明上古时期“汉”水也称“济”水。
对此，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引商汤《汤诰》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38商汤不仅告诉后人了“四渎”之一的“汉”水是指“济”水，还用四象四方、五行五方等历法文化确定了“四渎”各自的位置。这就是以开封汴河、大运河为自然黄河下游的洪水主河道，开封西部为河，即“西为河”；开封北部为济，即“北为济”；开封东部为江，即“东为江”；开封南部为淮，即“南为淮”（见图10）。四方“四渎”的地理方位由此形成。
图10 五行五方五水对应图
不难看出，大禹在治理黄河下游洪水的过程中，通过疏导“水由地中行”，最终“掘地而注之海”，胜利完成了治水的伟大历史使命。其中洪水行走的“地中”，便是在汴河，即鸿沟、大运河流域的尧舜“中国”“天下”“开封”之地，也是四方“四渎”的中枢之水，自然黄河下游的主河道。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测量的开封“浚仪岳台地中”，是对上述论述的最有力印证。
即使到了大禹治水之后，人文黄河的名称也未出现。在整个自然黄河流域，只在下游洪水泛滥的地区才有了汴水与“四渎”的人文名称。这与伏羲时期灉（汴、洪）水、沮（济、睢）水形成了地理和历史的无缝衔接，继承了伏羲时期黄河下游的灉（汴、洪）水、沮（济、睢）水文化。而大禹以四方为定位划分的四渎，和重新划分以豫州为中州的九州，都是以伏羲在荥河、汴河肇始的太极四象四方、八卦八方、九宫图的历法文化为依据，不仅从地理、历史方面继承了伏羲创世的基本方法，也从文化、理论方面继承了伏羲创世的根本思想。
虽然，大禹时期在自然黄河的下游开发汴河、四渎，重新划分了以豫州为中州的九州，但仍然是在继承和弘扬伏羲创世思想、方法，以澭（汴）沮（睢）、九州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活动。因此，大禹时期汴（运）河、四渎，也不能说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母亲河。因为从华夏民族的源头而言，夏代的汴（运）河、四渎同样担负不起华夏民族文化河、母亲河的盛名。
六、西周至西汉河、西河、黄河名称才在中上游出现。
从地理位置来看，自然黄河最先与夏代“四渎”之一的“河”“西河”，在荥阳北部、武陟东部、辉县南部一带交会，成为了“四渎”之一“河”“西河”在此地得名和中原人民祭祀“河神”的重要地理原因。
由于自然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时，落差大、流速急，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河水中泥沙大增。进入下游地区后，因地势宽坦，水流流速变得缓慢，泥沙大量淤积雍堵，成为著名的“雍”地和夏代“雍州”。导致河床不断抬高，历史上主河道“易淤、易决、易徙”的改道情况无法避免。夏商之后，随着开封东南地势和汴河河道，在洪水的冲积下不断抬高，自然黄河下游主河道开始由东南流向的江、汴河，改变为东北流向的河、西河。随有互为抢占主河道的情况发生，但自荥阳起东北流向的河、西河已成为自然黄河下游主河道的趋势已经形成，直到金元时期重新南徙济水（部分汴水）河道（见图11）后保持至今。
图11 黄河上中下游分界线图
西周至西汉之后，河、西河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已经逐步取代了江、汴河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并逐渐传承到了自然黄河的中游地区。山西、陕西之间的河、西河文化，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并继续向上游传承的。
西汉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对河源有了新的认识，并深刻影响了汉武帝。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今塔里木河）东流，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39张骞对自然黄河源头在青藏高原的认识，得到了汉武帝和整个汉朝的重视，也逐渐成为了盛行于中原地区的主流认识。
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西汉西部青藏高原“大河源”的位置，与上古时期九州西部荥阳、武陟、辉县一带“小河源”的方位具有一致性，也与古代关于河源、河宗、昆仑山、五色水等文化传承不谋而合。于是，中原洪水、鸿沟作为自然黄河下游九州一切河流源头的观念，被青藏高原自然黄河作为汉代人文黄河下游中国一切河流源头的观念所取代，是造成西汉之后人文黄河文化产生，并取代西周之前汴河与“四渎”之一“河”“西河”文化的主要原因。也与西周、秦汉之后中国面积的不断扩大，执政帝王迫切需要中原正统文化支撑和认可密切相关。
对此，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通过考证，指出：“西汉以前，无谓河为黄河者”；“史表无‘黄’字”。说明“黄河”一词及文化，在西汉之前并不存在，仅仅是西汉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新文化。经查有关历史资料，最早出现“黄河”记载的史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该书中首见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40的“黄河”记载，印证了清代王念孙考证结论的客观性。
但是，由于自然黄河下游的开封人，已习惯于对洪水以河、西河、汴河等历史称呼，直到北宋时期仍以上古时期“中国”的“河”“大河”，来称作北宋的黄河、汴河。如元代脱脱《宋史·河渠志》引北宋参知政事张洎言:“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41。这个“中国”，不是指整个宋朝地域的中国，而是指上古时期“汴水”流域的九州中国。
再如元代宰相脱脱《宋史·河渠志》引北宋左言正任伯雨言：“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42北宋“二千岁”之前的“河”，当指距今三千年前商末周初时期的“河”“西河”，是自然黄河下游、洪水泛滥于商末周初时期“中国”之河。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西周出土文物认可黄河中游末端的东都洛邑为“中国”之地，但黄河下游首端的中原人，仍认定“汴水横亘”之地为上古以来的“中国”之地。
图12 中国五色五河位置图
夏代的中央之水大运（汴）河与四方四渎之水，合称“五色水”（见图12）。东汉班固《汉书·沟洫志》还记载:“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43文中的“中国”“四渎”“河为宗”，也指运行于上古时期，自然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中国”。这同样符合中原“小河源”的地理定位、历史环境和文化传承。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国黄河“万年文化史”的传承者，不是中国自然之水、自然黄河，因为自然黄河本身没有黄河文化属性。也不是指人文黄河，因为西汉以后的人文黄河，没有万年的文化史。具有万年文化史的人文河流，是指上古时期自然黄河下游“中国”的人文之水灉水、汴河，也即鸿沟和济水及睢水。只有自然黄河下游洪水泛滥之地的汴河，即鸿沟、大运河等，才称得起上古时期“中国”和华夏民族“母亲河”的文化盛名，才具有中国“万年文化史”地理依据和源头地位。
[作者简介]
韩鹏，1957年生，河南夏邑县人。河南省开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现为开封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原地区华夏文明发源地研究工作，曾参与河南省文化旅游资源调查，负责调查报告主要章节的撰写工作。已出版发行中原华夏文明探源的研究专著十余部。曾主持并完成河南省社会科学课题和中原昆仑山华夏文明发源地课题研究，并获得特等奖、一等奖。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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