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郢
来源：《泰山书院》
此部《泰山书院约言》字体为楷书，墨拓，每折页20.6×103公分，裱于30×13.7公分纸上，页6行，行14-15字。清册题名为《李品镐字帖》。推想原文应是镌之碑石，后人摹拓剪裱而成。所言“泰山书院”，并非宋代孙复、石介所建之“泰山书院”，而是清代乾隆年间新建之同名书院。乾隆二十九年(1764)泰安知府姚立德、知县程志隆等，因泰城青岩书院渐就倾圮，遂在城西汶阳桥(今泰城上河桥)畔购买民舍，别建堂宇，仍题名泰山书院。程志隆撰碑记称：“余承乏是邑，别思以振起之。维时前郡守李公(湖)相与谋建书院，粗有成议，寻于二十八年秋，调任大名，未遑藏事。姚公(立德)继守是郡，爰承前议，率属捐俸，购宅于城西，命余董其役。于是拓而广之，葺而新之。凡正门、重门、讲堂、书舍以至庖福、廪廨，莫不具修。复于讲堂东偏筑室以祠三贤(祀宋儒孙复、石介、胡瑗)。阅数月而工竣，又以经费储侍，酌定章程，延明师，集诸生肄业其中。仍颜其额为泰山书院。阅明年，姚公调任济南。今郡守宋公(文锦)政成之余，辄以崇文教为急务，因复裕理经费，为久远计。时以公余召诸生讲学，不倦，而泰山书院之名日益著。”(清程志隆《重建泰山书院记》，清《泰山志》卷十三《郡邑志》)
《约言》作者李品镐，即是此次书院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品镐其人，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和《文苑传》载：“李品镐，字西京，(长安人)。乾隆辛酉拔贡，官山东肥城知县。京师宣武门外咸长会馆，即品镐与刑部主事马玉图、周延儒、化州知州呼延华国所创修者也。品镐工书，师法赵(孟頫)、董(其昌)而自成一家，有《凹砚斋丛刻》，今存。”乾隆中其曾先后知肥城、泰安等县。光绪《肥城县志》卷七《职官志》“(乾隆二十八年任)李品镐，陕西长安县拔贡。”道光《泰安县志》卷-之下《职它表》：“李品镐：陕西长安人。拔贡，乾隆三十三年任。”其人工书法，今西安碑林中尚存所书碑记多方。程志隆《重建泰山书院记》，亦由品镐书丹。《岱览》卷十六《分览四·岱阳之西下》云：“《重修泰山书院碑》：右知县程志隆撰，李品镐真书。乾隆三十年七月勒今书院大门内。”《约言》即是李品镐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为指导诸生读书、治学而作的一卷“学习大纲”。
“约言”也作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训规、讲规、会规等，其制始于宋代，最著者当推南宋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由宋廷颁示天下学府，产生重大影响，因之后世仿作者甚众。关于此类学约内容，根据研究者之总结，约有三端：“一是确立办学、讲会之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既多理性之分析与规劝，更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言者谆谆，无非是想为学者提供更多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多为山长半生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言出肺腑，语凝心血，无论是正面的引导，还是反面的戒饬，皆得视作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前言》，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而李品镐所作，则属第三类，即读书方法与治学门径的启迪。
李氏《约言》之大旨有二：即循序渐进，确定学习步骤；分门别类，开列书目指南。特别在读书导引上，作者确有心得。如提出“读经”应专精一经，兼及群经；“读史”于《史记》而外，尤重《通鉴》，而朱熹《通鉴纲目》又《通鉴》之津梁，“数千百年之事可以抵掌而读”：“读古文”特重唐宋八家，谓“精选而熟读之，充腹笥，广闻见，健笔力，资麈谈”：“读赋”则指出精读《文选》中小赋，“浸淫既久，辞无弇鄙之讥，笔免庸俗之诮”，“读诗”则深鄙试帖一体，提出兼涉汉唐宋元，不主一家，“朝夕涵泳，自然命意高超，吐辞深稳矣”。最后提出分年计程的读书法，“立定一日之程，毋夸多斗糜，毋见异思迁，始不畏难，中不间断，循循而进”。全文言朴意显，不故作高深，不故弄玄虚，诚为初泛学海者的指南一针。
不过李品镐所设计的“读书指南”，也有其不足之处，即缺少了对“经世”之学的关注。清代以后，各地书院日趋官学化，乾隆新建的泰山书院，已减弱了北宋泰山书院孙、石诸人“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欧阳修论石介语)的经世情怀与思想锋芒，一变成“承平高第为山长，勿漫清吟《庆历诗》”(赵东暄致赵国麟诗)之谨小慎微(康熙五十三年，山东巡抚蒋陈锡将赵国麟青岩义舍改为
书院，虽显示官府对私人讲学的扶植，但此举同时也进一步将之纳入官学体制，淡化书院独立学风。此为泰山书院史之一大变局，容另文详陈)。故其为诸书开列高文典册中，竟无经世致用之篇。可作对照的是，道光五年(1825)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择经籍”中所论除通行经史外，特标出“经济之书”：“经济之书，则《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补》《思辨录》《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农政全书》《行水金鉴》《武经纂要》《虎钤经》《荆川武编》《筹海图编》《纪效新书》《历代名臣奏议》《明臣奏议》《大清会典》《皇朝三通》《御纂律吕正义后编》《御制数理精蕴》《御制仪象考成》，所以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中国书院学规》第83页)其取径远较李品镐所列为广，这一经世眼光的缺乏，恰为此篇《泰山书院约言》之缺憾所在。
作者系泰山学院副教授、泰山书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