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

来源：《泰山书院》

二、宋代书院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太祖朝(960-976)至仁宗朝(1022-1063)前期。

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虽经政府鼓励，书院的数量也不多，官办书院和私人书院并存，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10所左右。这些书院的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是官办书院的代表。

岳麓书院。五代时期，有两位僧人在岳麓山下建了一所儒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和通判孙逢吉加以扩建，兴办了岳麓书院，有5个教室和52个房间。不久，二人离去，继任的地方官不予支持，“诸生逃散，六籍散亡”，书院很快就停废了。过了20年左右，李允则任潭州太守，在咸平二年(999)重建了这所书院，招收学生60多人。咸平四年(1001)三月，朝廷批准李允则的要求，赐予岳麓书院儒家经典和注疏，以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籍。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了书院山长(院长)周式，授予他国子监主簿的官衔，以示表彰。

白鹿洞书院。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叫“白鹿国庠”，由精通经术的教师任教，并拨给良田几十顷，学生常有几百人，都享受丰裕的伙食。开宝八年(975)，宋朝攻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的官办学校变成了私学。因为这时书院是不列入地方学校系统的教育机构，所以“白鹿国庠”改称“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五年(980)，洞主明起提出把书院交给政府。六月，朝廷加以接管，于是它又恢复了官办性质。这时宋朝社会比较稳定，政府不重视教育，收走了书院的耕地，却不给它任何帮助。白鹿洞书院无法继续提供膳食，学生纷纷离去，校舍逐渐倒塌，书院不久就停办了。

综合史籍记载来看，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还没有加以控制。官办书院和私立书院旗鼓相当，官办书院教师的名称和地位都不一致，所有书院都根据科举的需要设置课程，在教学上并没有明显的特色。

第二阶段，仁宗朝(1022-1063)中期至高宗朝(1127-1163年)。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沉寂时期。

仁宗朝中期，政府已经不像开国之初，而是完全具备了恢复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学系统的实力。北宋统治者开始加强对教育方面的控制，逐步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事业纳入服务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轨道上来，学校又受到重视，州县学大批涌现，而各地书院则迅速衰落。中国古代早就形成了完整的地方学校系统，而书院这时出现不太久，还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在当时人眼里，各地应该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此，官府将一些书院改成州学。例如景佑三年(1036)，朝廷批准衡州建学。当地政府就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徙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迹于此遂废而不复停矣。”州学和县学兴起之后，管理较好，又有比较充裕的钱粮供给。于是士人纷纷离开兴废不常的书院转入州县学。有些书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关闭的。到仁宗朝(1022-1063年)末年，北宋前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了。以后一个世纪，太学和州县学等传统的官办学校在教育领域独领风骚，而书院却变得默默无闻。

熙丰时期(1068-1085)，神宗、王安石发动改革，受到广泛的反对。朝廷决定进一步发展和控制太学和州学，以培养拥护改革的官员。熙宁四年(1071)三月，朝廷开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取代原来地方官选用的教师。为了统一士人的思想，朝廷利用政权的力量削弱书院和县学，以加强这些教授主持的州学。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命令：“州学已差教授处，管下有书院并县学旧有钱粮者，并拨入本学。”这对当时已经相当衰落的书院教育是一个新的打击。

为了标榜改革和压制不同意见，徽宗、蔡京将神宗、王安石的措施推到极端。他们把全国州县学和太学联成了一个统一的升级系统，并在崇宁三年(1104)正月宣布，只有州县学和太学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从大观元年(1107)至宣和二年(1120)，朝廷干脆用太学的考试完全取代了科举。因此，从崇宁三年到宣和二年，普通士人除非进入受政府严密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上升的道路，对书院教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王祎在《游鹿洞记》一文中说：“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