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湖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杭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冷 晓

三、人文荟萃名流多

杭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孕育和荟萃了众多为祖国、为杭州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忠臣义士，民族英雄，贤明州官等等，数不胜数。是杭州和民族的光荣和骄傲，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标志着民族的志气、品格、不屈不挠，奋发进取的精神。而在科学家方面包括各种学科，有化学、印刷、地质、建筑、数学、历算、火器、药物、天文、地理、光学等等，许多人都是“声名满天下”的人物，沈括在国际上被誉为“一代科学巨星”。“江山代有人才出”，构成了杭州“文化之邦”的形象和气质。光从两宋看，一些文化轨迹就很值得研究和探索。北宋名官多，由于当时的特珠条件，北宋守杭的官员大多是朝风重臣、学士文人，著名的有丞相王钦若、副相吕惠良，此外如郑戬、范仲淹、梅挚、蔡襄、赵抃、苏轼、张商英等都是当时风云人物，为什么京官外放到杭州的特别多，而且都是诗人、画家、饱学之士，这一历史现象使杭州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南宋绍兴年间有官员陈述了这一观象写下了《绍兴题名记》称：“临安为东南一都会……异时名公巨卿，旌师相望，流风美政，播在人口，至今数老能言之。”

南宋建都临安，名流云集，有韩世忠、岳飞、吴玠、吴外、宗泽、张浚等抗金名将，有赵鼎、李烟、许忻、韩元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范成大等诗人词家以及李唐、李迪等画家，大大推进了杭州文化和都市建设的空前发展，出现了南宋一代学术文化，对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关系重大。保护名城必需发指展示这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四、对外开放交流多

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曾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口岸。唐代实行“任其来往通流，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杭州、扬州、广州并列为全国三大通商口岸，在保安门外设“市船司”（亦称市舶务）杭州丝绸从羊坝头经明州（宁波）港出口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杜甫诗中“商胡高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的“商胡”即指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湾人（伊朗等），当时来华居住称“住唐”，羊坝头成为聚居之地，为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求，唐代埃及富商欧斯曼就建了清真寺（即今凤凰寺）。元初时马可波罗称羊坝头为“阿拉伯世界”。直到“文革”中伊朗公主来访时还向往凤凰寺。另外，佛教文化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杭州寺庙于北宋时三百六十所（苏轼诗：“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南宋发展到四百八十寺，“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西湖游览志余》）。唐时就有高丽、日本、安南僧人来杭学佛，随后在佛教史上曾出现两次大转移，两次大东渡。

两次大转移：一是南宋时因朝廷将寺庙任意家庙化，大批高僧出走，佛教中心转移径山，当时朝廷评定佛教五山十刹时，径山寺位列首位；第二次于元代，由于元代奉行蒙藏密宗，杭州禅宗高僧又出走，形成西天目佛教中心，当时“上天目，谒中峰（高僧）”络绎于道。日本佛教界众多开山祖在径山和西天目学佛，至今日本佛教界以此为“祖庭”。

两次大东渡：一是南宋末年，大批杭州高僧怀“亡宋之痛”，渡海到日本传佛弘法：二是明末时不少高僧东渡“借兵复国”未成定居日本。

由于佛教往来频繁，镰仓时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其中有二个流派是临济宗（杭州佛教生要流派），这与杭州佛教渊源相关，至今交往密切，也是杭州名城的重要因素。建议将灵竺列“佛教文化保护区”，并将径山寺、西天目列为佛教文化发祥地。

作者单位：浙江省民建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