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朝辅，商万里

三

墨家以“尚贤”来解决统治阶层的乱象，又提出“兼爱”的理念，试图解决人和人、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矛盾问题。

墨家敏锐地洞察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这一切他所谓的“天下之害”产生的根源，实在于人们彼此“不相爱“。“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诸侯不相爱则相攻，卿大夫不相爱则相篡，士庶人不相爱则相贼害，君臣不相爱，则君不惠臣不忠，父子不相爱，则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相爱，则兄不友弟不悌，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则必是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祸篡怨恨频起。墨家认为，当时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不相爱”。针对这种现状，家针砭时弊，提出“兼爱”的主张。

那么，何谓兼爱?墨子解释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勿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墨家所谓的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彻底消除人我差别，他天真地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只要人们能做到以“兼”易“别”，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事，就可以彻底根除社会动乱的痼疾，使人们“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而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爱》)。人与人如此，推而广之，家与家、国与国亦然。

我们可以看出，墨家“兼爱”的主张，类于儒家的“推己及人”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厘定了一种美轮美奂、互爱合作的人际和国际关系。其实也正是大同理念所描绘的社会场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这种理念，仅仅是以理想的状态存在，由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墨家这种无私而伟大的爱， 至今为止都很难普及和实现。

四

墨家代表人物和广大信众，大多出身低微，也注定这是一个很务实的学派。墨家提出的理论建立在切实践行的基础之上，并且理论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展开。

“利”和“义”的问题，是我国古人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墨家不同于儒家。往往羞于谈“利”，甚至单一的强调“义”。比如孟子，当他千里迢迢去见梁惠王，他的初衷肯定是想受到重用，一展平生抱负，然而当梁惠王问到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你大老远跑过来，将“何以利吾国”时，孟老夫子就曾说过:“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谈什么利益，你只要拥有仁义就够了。汉时大儒董仲舒更是明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均以“义”凌驾于“利’之上，甚而至于以“义”灭“利”。后世宋明儒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断亦发端于此。这也是儒家理论的一个痼疾，使人们片面追求大而空的理论，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而忽视事物的本质，有时甚至会因维护表面的繁华，而做出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在对待“利”和“义”的关系问题上，墨家则要务实的多了。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虽然“义”是必要的，但“利”才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证，也是“义”的终极目的所在。墨家甚至以把能否为人们带来利益作为对“义”的衡量标准。“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大取》)墨家强调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区别“义”和“不义”，他们认为 ，那些能为人们带来利益的人或事就称为“义”，反之就为“不义”。可见，墨家强调“义”，更重视“利”。从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处世原则，要求人们“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以“利”作为评判标准，以能否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利益为旨归，墨家从不同层面对相关问题做了探讨，并对当时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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