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大昭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摘要: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人文理想始终控导着墨子的设计活动。他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提出做“兴天下之利”的设计，一切不符合交相利的设计都为墨子反对，故墨子节用、非乐。墨子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步骤，首先分工，将人的劳动细化、管化。法仪是设计者更好地利用理性的测量工具，提高产品的精确度，为后期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三表法提出了设计是否合“天下之利”的检验方法。从墨子的防御工事和创意产品中可见其重功能设计倾向和人本主义的关怀。

关键词:墨子;人文理想;设计

1.墨子的设计理念

1.1.交相利–墨子设计核心思想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思想的核心纲领。《兼爱下》阐释墨子为追求“天下之大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是从“利”字出发，强调符合“国家百姓之利”。以至于在他的设计造物思想均从利民的角度出发，认为“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他倡导利民的设计，即功能第一的设计。“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是他的造物原则。他所讲的“利”是广义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利益在内，包含了一切可“用”的思想。

墨子的“利”是没有等阶级差异的“天下之利”。“交相利”则要求天下人不分等级的劳动，人人劳动，互相帮助，天下均利。这里的“利”表现了他实用主义的目的。由于小手工业者的出生，墨子的“利”客观上更偏重于普通劳动人民，即一种利于民的设计，利于民用，利于民的发展，而不是适于贵族精英的繁饰，这是墨子设计思想的出发点。这样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深刻的共鸣，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故墨子的设计预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认为设计的消费群体不是王公大臣，而是天下百姓，所以墨子所做的器物不是少数人的奢多品，而是大众的生活用品，是“兴天下之利”的用品。墨子提倡的设计的大众化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在今天，大众设计和精英设计这也是我们经常争论的话题。正是这种思想的主导，我们才能看到在墨子身上“物用”价值的最大化。

但是百姓之利增加，三公大臣之利就相对减少，这一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想法是得不到当政者的支持的，故墨子建立的理想国很难得到至上而下的推演。而且由于其“非攻”的思想，自下而上的变革绝无可能。黑子“交相利”的尝高理想由于种种局限，只能在手工业劳动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可以带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不能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1.2.非乐–墨子设计审美取向

对于“非乐”的观点，当代学人多有争论。有人认为，墨子反对音乐，反对一切美的事物，把“非乐”引申为“否认审美”,“反对一切形式的艺犬”。李泽厚认为“非乐”会“最终导致艺术–审美活动的取消主义。”葛兆光认为:“如果只是寻求实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礼仪和象征都丧失，而丧失了这些的人类，也丧失了其人之为人的依据，而沦落为生物。”胡子宗认为:“墨子的非乐思想，在批评执政者享乐上有积极作用，而完全否定了音乐，显然是不全面的。”这难免有曲解墨子的嫌疑。墨子是反对美的存在吗?首先，墨子是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广大百姓为满足少数人的享受而奔波劳碌，自己却食不果腹的社会现实提出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再看墨子的人生经历。《礼记·祭统》记载:“翟者，乐吏之戏者也”。说明墨子曾经做过乐工，他是懂音乐的，有艺术修养。《吕氏春秋·贵因》记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是因为“救宋之急权为之也“。《艺文类聚·四十四引<尸子>》:“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所以说墨子懂音乐，是个音乐家。他承认音乐是美的存在，承认人有审美的需要。所以他在《非乐》中说：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为乐，非也。”

墨子自己承认“大锺鸣鼓，琴瑟竽笙”的悦耳动听，承认“刻镂华文章之色”的繁华美丽，承认“豢煎炙之味”的甘甜可口。他肯定了美的客观存在，也承认人的审美需求，人需要有形式美的欣赏。他之所以非乐，是因为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所反对的乐是“亏夺民衣食之财”，为少数人享受的“乐”，是阻碍劳动人民生产活动的“乐”。当大多数人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少数人追求的奢侈只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使普通大众的生活毫无美感可言。

孔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所以他希望恢复周朝的礼乐文明，但是原本用于祭天的礼乐传统却渐渐弱化为贵族享乐的工具。面对这样的现实，墨子才会提出“非乐”的主张。他反对一切以劳民伤财为代价的礼乐享乐，倡导“中万民之利”的设计风尚，对这个不平衡的社会行道德的纠正，劝导统治者“非乐”，不免会让人曲解他不懂乐美的欣赏。邱春林认为“非乐”“深层意愿是不想去刺激无止境的人的贪欲，让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控制在生产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证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所以“非乐”是墨子评价设计是否“利于民”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也是治理国家的准绳。这种观点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有利于民生的，客观上保证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时间和劳动力。墨子站在和统治者对立的角度，借“非乐”之名，希望统治者牺牲已有的利益，作出改革。这样想法虽好，但无异于与虎谋皮，过于天真，理想也终难实现。

1.3.节用–墨子设计思想原则

墨子主张节用，其目的也是“兴天下之利”。他认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若在产品上仅添加不增加使用功能的文饰，或耗费大量人力设计出使用价值不高的产品，在墨子看都是极大地浪费，不利于生产发展，家国繁盛。一味追求奢华设计的视觉冲击，会使人们淡化对功能的认知，导致设计当中对形式的关切胜过了对人的关心，只有“用财不费，民德不劳”，才能“兴利多(《节用上》)。”他提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就是说，产品以对人民有用为原则，凡是增加人民负担而没有增加更多使用价值的产品就不应该生产。这种观点体现墨子重视产品使用价值的实用主义思想。

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上，墨子主张:“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辞过》)”，即方便人的生活。所以，对于房屋的设计，基本的要求是地基的高度能够避湿气，墙体厚度可以抵御寒风，屋顶坚固程度足以承受风霜雨雪的压力，墙壁高度可以隔别男女。满足这些要求之外，房屋的基本功能就已经达到。那些不增加功用的繁饰，墨子都是不提倡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墨子认为造物的宗旨就是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设计的原则也因此而生。他希望造物设计者时时记住“备物致用”的原则，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利。

对于设计服装，墨子强调:“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辞过》)”便于身是墨子服装设计的原则，就是适合于身体的穿着，包括布料的选择和服装的剪裁。墨子认为圣王的设计原则是“便于生”“便于身”，强调设计要适合于身体，满足人体工学，以身体的适宜作为设计的普遍标准。在战国时期，服饰往往象征着人的身份等级，并且认为穿戴特定的服饰才能才有相应的作为，但墨子却说:“行不在服。(《公孟》)”他认为有所作为，不在于服饰。墨子肯定了服装“便于身”的功用，而否定了其象征意义。但是从服饰的历史发展来看，服装在满足了蔽体、保暖的要求之后并没有“则止”，而是在服装款式和图案上不断地发展，这更多的是自身审美和身份象征的需要。可是墨子没有看到服装有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是十分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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