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科技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柯资能

一、邵雍大周期与中医千年流变

宋元期间邵雍之学逐步走进科举考试范围，周期演化思想得到很大的普及，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把周期嵌套思想与运气理论结合起来，主要有两个略有不同的运气大周期理论:韩懋皇极经世运气说和费启泰陆懋修六气大司天理论。另外还有人试图将玄空紫白说引入运气中，这里不作讨论。

明初韩懋(1441~1522)首先将运气理论与邵雍学说结合起来，根据宋元大运癸酉、明初大运甲戌解释多发病类型的变迁。《韩氏医通》自序:“自开辟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举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疾，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矣(胜国时火运)。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何以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运元会之统耶?”

胜国指上一个朝代，距离韩懋生活年代已逾百年，这里的火运、土运不可能是后来的六气大司天，而是邵雍的大运。“近世当是土运”是指明初处于甲戌大运，按照邵雍《皇极经世》，1384 年到1743年为甲戌运，而1024-1383年为癸酉运。甲为土运而癸属火运。

沿着韩懋的视野，我们发现，东汉末年起辛未大运(184-543。这里本人经过20多年比较探索。把邵雍大运起点做了调整，前推了120年，篇幅所限，不作论证，下同)，湿十司天而宾水在桌。中运水运不及，寒湿当令，张仲景《伤寒论》应运而生，魏晋方士喜服用燥热刚烈的五石散，有其运气的合理性。而后的隋唐期壬申大运(544-903)风木太过而相火司天，风热当今，五石散杀人，期间以清热为主，张仲景不受重视。而后癸酉(904-1263)，火运不及，燥金司天而君火在泉，清燥为主。随后甲戌(1264-1623)大运，土运太过而寒水司天，湿土在泉，复活伤寒之说，首重温补。乙亥(1624-1983)大运，金运不及而风木司天，相火在泉，风温为胜，刚入此大运，吴有性(1582-1652)创立与伤寒论相异的温病学说。雍正乾隆之后，相火在泉主事，叶天士(1666~1745)等温病大家名满天下，影响深远。为什么温病学说不流行于壬申、癸酉大运而流行乙亥大运呢?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1984年起丙子大运，中运寒水太过，《伤寒论》得以回归，火神派开始流行。我们通过全国有60年完整资料的所有气象站点进行统计发现，客运的气候响应非常明显，特别是寒水太过。套用于大运，1984-2055年客运寒水太过，寒的作用应当大。火神派起于乙亥大运的六之气，主气寒水、客气相火、客运土运不及，大兴于丙子大运的初之气，主气风木、客气寒水，客运寒水太过。观以往学说，大致可解。

清初费启泰(1590-1677)总结家学经验时发现疾病特征按三阴三阳(六气各主60年)的结构周期性变化，用以解释历代主流医家互相抵牾的医学主张，称之为大运，晚清陆懋修更名为六气大司天理论。

费启泰在《救偏琐言》(1659)自序中说:“殆自甲子更始，于古法所以然者，渐觉不当。所必禁者，渐觉相官。然犹不敢自信。窃见泥古而执成规者，不第崇补助阳，究所以然之故而不得。则当然者终难自信。谓其先天耶?何以今昔乃尔。谓其岁气耶?何以历年无改。”“苦心参究于枕畔间，以思民病固因六气而转，六气之运，本阴阳太乙而分。时行物生,寒暑代谢。阴阳在岁位也。总持岁纪，充积其数。”“阴阳有大运也。必甲子一周而一气之大成始伏。将来乃进。自不规规于岁位。而得满充积之数者。是则民病之改易，其应大运可知。盖大可以覆小。小难以该大。万化皆然。”“逐年岁气，大运之散殊也。计岁位而纷更者，不明运气之大局也。”

《治痘须知大运论》是《救偏琐言》纲领性文章，阐明大运(即后来的六气大司天)与岁气关系，指出大运乃临证首要考虑的因素，此外文章记录了大司天相火在泉的特性和应对经验，非常宝贵。

“天以阴阳而运六气，运有小大，小则逐岁而更，大则 60 年而易。”

“小大有不合，大运于阳，岁位居阴。是阳中之阴。犹夏日之亥子时也。”

“大运于阴，岁位居阳，是阴中之阳，犹冬日之巳午刻也。”

“民病之应乎运气，在大不在小。不可拘于小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病而于小大俱合，无论矣。有于大运则合，岁气相违者，自从其大而略变其间也，此常理也。”

“间有于小则合，于大相违，更有于大运、岁位俱违者，偶尔之变，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如冬温春寒，更有若夏令飞霜、隆冬雷电，时令不无怪异，民病岂无悖常?但不可以常理论之也。”

“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病，又不设成见于胸。惟症为的，与司天不合而自合，应乎其近道矣。”

“若概谓当先岁气，母伐天和，似非世则之言。尝稽东垣一以保脾为主，河间一以滋阴为重，子和一以荡涤为先，皆能表表于世，总得挈领提纲，故得一一本万殊之妙。至于痘症，有独取于幸热，有得意于寒凉，有扼要于保元，是亦治痘之明手，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别耶!要知大运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

“余先君养恒，洽痘肇于神宗初年(1572)，以及谢事，大运寒水，痘多气虚，总归虚，无不响应。自甲子(1624)而血热者渐多矣，其毒亦渐深矣。向补宜重者，变而宜轻，泄宜从轻者，变而宜重。历年以来，居然成一定局，间有宜温补者，不过百中一二而已，见大运转于相火矣。乃见前贤往哲，道虽虽不同，其趋一也。若使易地则皆然者矣。”

从行文可知，费启泰自序写于相火在泉主事的第六年，说:“大运在相火也。相大之为令最厉。民病多暴邪。阳烈火亢。极似水，惟此运为然。”

在费启泰基础上，王朴庄、陆懋修更名为六气大司天，更加详实地讨论了历代医学思想流变与六气大司天的关联。

陆懋修说:“本于外曾祖王朴庄先生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

“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

“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而在其人，道与时合。往往有不自知者，其人而当湿土寒水、寒水湿土之运，则以温散温补为治者，非偏矣。其人而当风火火风、燥火火燥之运，则以清泻清滋为治者，非偏矣。”

费启泰、陆懋修都采用列举法，不能排除偶然性，论证方法有不足。为此我和硕士生孙明以裘沛然、丁光迪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第2版)、秦玉龙、尚力主编《中医各家学说》(第9版)、刘祖贻、孙光荣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医名术》所列医家为基础，进行系统搜集，以免片面性。借助前人权威的分析结果、对主要历代医家学术主张、用药偏好的进行统计，发现处于一、二、五、六之气的医家主张与六气大司天契合的占76.5%，处于三、四之气的仅9.5%契合。假如用皇极经世大运改造大司天理论，即把360年当成一个“大年”，其主气模式为“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即对调三、四之气的次序。调整后:整体上用药主张与“大年”的六气主气明显相符的占76.4%，说明“年”的主气即相当于24变化对病的大周期变化起主要作用。可见六气大司天理论解释二、五、六气相当成功但存在系统缺陷，可以通过改造融入调整后的皇极经世运气说中。

把干支年的运气规律，主气、客气、中运、主运、客运等运气因子用于邵雍大运，能够更好的解释历代医家学术流变，我曾经指导2012级硕士生孙明以此为毕业论文，对此作了初步探索，这里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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