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广英

五、与自然科学的对接融合

道与能量，象与几何学，玄与数学机械化，气与温度，太极与量子，阴阳与数字化的本质相同和理论对接自洽。

与西方数学体系从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到希尔伯特、丘成桐、非欧几何，从傅里叶到欧拉的连续性和结构性思考、与牛顿经典物理学以外的形而上的思考、达尔文进化论、与普朗克量子理论、玻耳的互补性和现象的思考、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霍金的黑洞理论、卡普拉之道、钱学森的系统论……都能融通互补。

六、与哲学的对接融合

与古希腊哲学体系、特别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几何学成果，与斯宾诺莎的神的客观性思考，与培根的《工具论》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元语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 法，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金吾伦的金妖，与库恩的科学范式和科学革命……也都能融通互补。

与宗教思考的源头是一致的，其表述也是能够相互融合互补的。因为中国道家思想体系有太极图观察体系和几何学的直接的实证基础，中国没有出现唯心主义的本土宗教。

七、中国道家思想文化就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结构性一元化认识论的特殊性

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在中国文化中，这两者统一而不可分，并且着重强调要“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把“求道”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旨归。“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住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各种技艺也都以“载道”为内涵，以达到这种“道”作为它的最终究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周易》)

“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八、应用与效果

1、求客观的真实、公正和长久，而不问主观的是与非。

“为无为而无不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道德经·韬光第七》“万变求其真，终始自相因。”“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覆冒阴阳之道，尤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距，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魏伯阳《周易参同契》)

2、“大一”结构的至尊地位。

《史记·礼书第一》一文中得到一个总结性完整、完整总结性的描述:”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司马迁已经将结构性思维作为形成中国“至”尊，“至”极思想文化的基础。

“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也”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

3、简易性和涌现性。

“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 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王冰《素问序》)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是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通(道)，道乃久，没容身不殆。”《道德经·归根第十六》

4、自然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别与运用的指导规范。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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