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士远

一、《墨子·明鬼下》篇中称说“尚书”意旨探微

杨树达先生曾在《中国文法学小史》一书中对经学文法研究的流变作过概说，他认为“汉儒注经，虽长于训诂名物，而于词气文法绝不留意，故其训释往往与词气不调，诘屈为病。有宋朱子有见于此。其于诸经，先之以涵咏本文，故于文理词气之间往往诉合无间。”在《词诠·序例》中又说“考王氏校释诸经子史之所以卓绝者，原因甚多，而且注意文法，则其最重要者也。”高邮王氏以“尚书夏书”之说“文不成义”，而断定“书”当为“者”，是涉“上下文’书’字而误”，其使用的便是“涵咏本文”之法，着眼于文理词气间的诉和无间，但若以郭沂先生“’尚书’在先秦时期是普通名词，非专用名词。凡’上古之书’皆可被称为’尚书’”之说观之，此处“尚书”意旨“上古之书”，与《夏书》商周之《书》是上下级的包举关系，亦无不通。郭说若成立，那么王氏的判断实属诬改。

现将郭沂的观点摘引如下:

“尚书”一名在《墨子·明鬼下》就已经出现。“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孙诒让《墨子间诂》据王念孙之说将“尚书”二字改为“尚者”，称:“尚者”旧本作“尚书”。王云:“‘《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此涉上下’书’字而误。案王说是也，今据正。”对于这种看法，王念孙、孙诒让以来，盖无异辞。但我认为，《墨子》中的“尚书夏书”，并非像王念孙所说的那样“文不成义”，只是此处的“尚书”的含义与后来的《尚书》不同。……在先秦时期“凡’上古之书’皆可被称为’尚书’，其所指要视具体语言环境而定，如在《墨子》里指《虞书》。”

其说理由有三条，现将其概括归纳如下:理由之一认为，后世所传《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明鬼下》不当只言《夏书》、《商书》、《周书》，而略去《虞书》;理之二认为，《明鬼下》这段文字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将虞、夏、商、周并举，此处不当只言《夏书》、书》、《周书》，而略去《虞书》;理由之三认为，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必有根据。

其实，郭沂先生的这三条理由都还有进一步考虑的余地。

先来看其第一条理由。阎若璩《疏证》第四已经探讨过此问题，其文云:

《虞书》《夏书》之分，实自安国《传》始。马融、郑康成、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无别而称之者。孔颖达所谓“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是也。即伏生《虞传》《夏传》外，仍有一《虞夏传》。郑康成《序》又以《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曰”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观扬子《法言》，亦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尓，《周书》噩噩尔”。则可证西汉时未有别《虞书》《夏书》而为二者。杜元凯《左传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赋纳以言，明试以功”三句，注曰“《尚书·虞夏书》也。”。则可证西晋时未有别《虞书》《夏书》而为二者。逮东晋梅氏《书》出，然后《书》题卷数篇名尽乱其旧矣。

阎氏认为汉至东晋梅氏《尚书》出之前，未有别《虞书》《夏书》而为二者，都是《虞夏书》统称，后世所传《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是梅氏的分法。另外据《尚书》学界考证，现存《尚书》最早的篇目当属《商书》范围，所谓的《虞夏书》篇目都是后人所追记，查检传世文献较早将《尚书》按时代划分而加以称引者有《左传》、《国语》、《墨子》、《吕氏春秋》4部，其中《左传》摘引《虞书》1次、《夏书》42次、《商书》5次、《周书》9次，《国语》摘引《夏书》1次，《商书》2次、《周书》3次，《墨子》摘引《夏书》1次、《商书》1次，《吕氏春秋》摘引《夏书》1次、《商书》2次、《周书》4次。早期文献摘引《夏书》凡47次、《商书》凡8次、《周书》凡16次，而《左传》仅有的1次摘引《虞书》，其文本为:

鲁季文子使大史克对鲁公曰:“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微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这是一孤证，而且所摘引内容今属于《尧典》。故先秦时期有无《虞书》之说，据现有文献难以判断，只能阙疑，比较而言，蒋善国先生所说的“在战国初期，《尚书》是按夏、商、周三个时代来区别的”还是较为合理的。

即使在先秦时期有《虞书》之称，后世也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分法，我们从《墨子·明鬼下》的文本中也难以推定其“尚书”即指《虞书》。

再来看其第二条理由。为了更能清晰地说明问题，不妨将《墨子·明鬼下》有关“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的上下文多摘引一些: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先王之书、圣人(原为“慎无”，据高邮王氏改)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又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有之……，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且《周书》独鬼而《商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此吾所以知《商书》上鬼也;且《商书》独鬼而《夏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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