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士远

三、马融、郑玄《尚书》始称之说略探

从以上考辨可知，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与出土文献帛书《要》两处文本中的“尚书”均不是专指六经意义上的《尚书》，都是泛指上古之书，那么，作为六经之一的《尚书》之名究竟始称于何时呢?解决此一问题，对于论证我们上述之观点亦具有一定的旁证价值。

马融认为“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其意旨将《尚书》之名仅仅界定在“上古有虞氏”之范畴内，弃商、周之书而不顾，表面上看，其说与经学意义上的《尚书》之意旨相矛盾，但此说正继承了先秦时期视“上古”仅为虞夏时代而不联及商周时代之史实。

故笔者认为，马融有关《尚书》之称的说法，与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以及出土文献帛书《要》中的“尚书”专指虞夏时期的“书”之意旨是完全相一致的，其说与我们论述的观点不但不矛盾，反而更加证实了“尚书”在先秦时期专指虞夏时代“上古之书”之观点的正确性。

郑玄将《尚书》的始称时间定在春秋末期之说，是郑氏受汉代尊孔之风和谶纬之说影响妄加推则而伪造的，我们可以从郑玄“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的言辞中窥视到郑玄受汉代谶纬影响之深的史实，孔颖达早在《尚书正义》卷一为孔安国《尚书序》所作的疏中已经对其观点进行过驳斥:“郑玄依《尚书纬》，以’尚’字为孔子所加，故在其《书赞》里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璇璣鈐》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郑玄溺于《书纬》之说，何有人言而须系之于天乎?

郑玄之说是将“尚”字解说为“尊而重之”，与马融将“尚”字解说为“上古”之义是截然不同的。二说均出自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的疏引，孔颖达已经在《疏》中对郑玄之说进行了批驳，肯定了《尚书》之名始于伏生的观点，同时也肯定了马融之说与孔安国之说是一致的，其“理自然同。”

从传世文献来看，孔安国《尚书》之名始称于伏生之说更为符合史实，孔颖达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书》之名，名已先有，有则当云名之《尚书》。既言’以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四、结语

通过以上将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与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篇中称说“尚书”二字的已有研究成果作对比分析，以及对传统几种有关《尚书》之名始称史料的辨别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将《要》篇“尚书”二字视作孔子首称《尚书》之名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将其视作《连山》、藏》的观点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将《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视作《虞书》的观点，以及将其视作“尚者”之误的传统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尚书”之说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但在墨家学派视野中，其“上古”仅界定在虞夏时代。

出土文献帛书《要》篇中的称说“尚书”与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篇中的称说“尚书”并不矛盾，《墨子·明鬼下》篇墨子称说“尚书”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界公认的高邮王氏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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