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冬青

梁漱溟先生总结出第一条路向的“三大异采”:(一)征服自然之异采;(二)科学方法的异采;(三)德谟克拉西的异采。前两者，墨学皆已具备;不过，关于第三点之“德谟克拉西”，墨子反而有所批驳：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巧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能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子并不赞同人多口杂的议政方式，认为如此只会使天下大乱。不过即便如此，墨子的政治观亦较为独特:“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似乎亦多少有些“德谟克拉西”之色彩。

不难发现，墨学虽与第一路向稍有不同，然并无过分差异。由此而观，墨学之路向态度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其所走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

(二)庄–意欲自为调和

庄子哲学是基于现实中的困境而生发的，其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有种种无可奈何之必然趋势。“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人生于世，一旦被卷入社会旋涡，便被种种外力所左右，身不由己。若执着于外界事物的追求，只能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在这种种不得已之情况下，庄子主张“安时而处顺”，摆脱情感波动，寻得精神解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梁漱溟先生在对中国人路向态度作总结时认为，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的，就是他所走并非第一条向前要求的路向态度。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关于、摄生，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无征服自然态度而为与自然融洽游乐，此即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态度是也。庄学正合此言。

(三)墨庄于中国之命运

孟子以辟杨墨为已任，以此侧面可见墨学在当世影响之大。“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即便到了战国末期，墨学在诸家学说中亦占主流地位。“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然而，墨学之盛况在持续百余年之后突然衰落，以致浬没无闻。今所传《墨子》仅存五十三篇，因被《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若欲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寻得墨学遗产,“侠”文化或勉强算得一例。此中固然有秦始皇焚书、汉武帝尊儒之因。然自秦汉以降直至清初，其间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人重实用。墨子虽对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探究，其根本原则依然是为了能够切合实用: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将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不过即便如此，“墨家著作虽然具有在自然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体现出思想的超前性，但这与我国传统文化轻视科技的价值取向相违背。”这或许是墨学作为中国学术之“异端”，而难以获得认可与推崇原因。举一例以说明，北宋文学家苏轼与同时期之科学家沈括，其于各自专攻之领域皆成就非凡，然无论是生前之当世亦或身后之万世，二者声名孰盛?此问似不言自明。

反观庄学，其在当世并未产生巨大影响，然却于其后两千年之历史中，与儒学一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支柱。庄学对中国传统文人之影响，笔者揣摩，甚或超过道家之老学。其因何在?大抵在文人出仕为官，难免命途多舛。官场上无可奈何之遭遇，迫使他们不得不于儒家理想之外，去寻求一处理想而浪漫的精神家园。此外，如上文所述，庄学轻技艺而重心灵、轻逻辑而重体悟、轻宗教而重自然等诸多方面特色，或许更为契合中国人内心之倾向。

四、墨庄之辨于今日之启示

墨庄之辨，并非单为比较两家学说之同异。以此为基，可对中西文化之差异作进一步探讨，

亦可为今后中国文化之发展提供一丝线索与启示。

(一)文明初期，困惑无差

笔者赞同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印“三路向”之说，其对于三大文化的概括与总结鞭辟入里，深得其旨。然而，梁先生将三种文化以时间先后为序，期待“世界文化三期重现”，似乎有待商榷。此外，梁先生似认为各民族之文化路向为先天即定，此说亦未免有失偏颇。依此观点，中国人“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然而，佛教传入中土，吸引教众无数，一度成为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的学说，足以说明中国人内心深处并非丝毫没有宗教生活之欲求。当然，梁先生说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摹仿，非中国原有的。此说虽是事实，然若无根基，又岂能风靡一时?西学东渐，若言中国人文化基因当中没有西学所代表的“第一路向”的种子，后来又岂能致使欧风美雨席卷中华?

“人类思想发达之序，大致相同。欧洲、印度古代之思想，诚有与先秦诸子极相似者。”不过,各地区因地理环境、风土气候等种种因素而选择最适宜自身发展之路向。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到:“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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