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珠春

摘要:当下对墨子美学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其“非乐”思想，一般认为墨子对艺术持否定的态度。然而通过对墨子非乐与墨子美学的辩证分析，发现这一说法是片面而不客观的,“非乐”只是墨子美学的表象，是建立在“利人”与“实用”等基础条件之上的“今”时观点。通过墨子论述的“三表”、“三利”“三用”以及“为与不为”、“止与行”、“尚与非”等客观分析，指出墨子美学是“有用为美”的实用主义美学，是“利人为美”的人本主义美学，是“合宜为美”的辩证主义美学，其本质是建立在“有用为美”、“利人为美”、“合宜为美”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是实用主义、人本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统一，是主体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非乐;墨子美学;实用主义;人本主义;辩证主义

引言

墨子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史上独具特色，一般认为墨子艺术审美的核心是“非乐”，是反对艺术的。但纵观墨子全篇，墨子论证“非乐”思想的目的并不在音乐本身，而是集中在非乐的前因与结果。墨子在此将“乐”归因为社会转向衰弱和动荡的根源之一，认为社会的衰退是由当时统治阶级享受音乐的奢靡之风造成的，是由于君主不尚贤，相互攻伐等原因造成的，没有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即将面临的巨大变革。而就当下国内美学界对墨子美学思想的研究而言，虽已有不少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忽略了墨子美学思想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二)忽略了墨子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关系，片面将“非乐论”作为墨子美学的思想核心;(三)忽略了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关系，忽略了墨家“非乐”思想提出的动机与目的。(四)片面将“非乐”归结为墨子反对审美的美学观，忽略了对墨子“非乐”前提与客观条件的辩证分析。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墨子美学思想研究的梳理，在墨子“非乐”之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墨子美学的三大特征:实用主义、人本主义、辩证主义，并总结其在当下儿童绘本创作中的积极意义。

一、墨子美学思想研究梳理

现当代对墨子美学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墨子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出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对墨子美学持肯定的态度，另一种观点对墨子美学持否定的态度。就前一种观点来说，主要代表有敏泽、朱怀江、吕思勉、童书业、吴晋生、黄历鸿和吴薇薇等。敏泽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认为,“墨子美学思想中最可宝贵的因素,就在于他对当时及历史上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贪求无度追求声色之美、犬马之乐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因其极富革命精神、反思精神而彰显出其积极的一面。朱怀江在《墨子实用主义美学的内核及其价值》一文中以哲学批判和逻辑分析为基础,将墨子美学归结为尚用、互利、兼爱、非乐四大审美标准，并通过审美理论基础、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目的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机地构筑了一个富有逻辑性和哲理性的实用主义美学体系，肯定了墨子实用主义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对墨子美学观持否定观点的人则认为墨子“是从极端的物质实用观点出发,最终导致艺术-审美活动的取消主义,看不到艺术-审美活动对于提高文化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巩固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意义,”因而“是狭隘的小生产者眼光的反映”，并从中得出墨子美学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审美哲学。代表人物如聂振斌等。

通过研究发现，在众多的墨子美学研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墨子的非乐论。对墨子非乐持否定态度的有谭家健、舒大刚等人。谭家健在《墨子研究》一书中通过墨子对音乐行为禁止的论述,认为“墨子的’非乐’是反动的,倒退的,是违反历史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舒大刚则是在《苦行与救世-墨子的智慧》一书中通过儒墨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而得出否定结论的。“谭、舒等人虽然对墨子非乐论持否定态度,但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墨子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这与过去章炳麟、郭沫若、天华等人对之彻底否定的观点还是有所区别的。”另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美学的角度对墨子非乐论持积极的评价，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指出,墨子“非乐”的目的是为了“戒奢’,“特救一时之弊,并非穷极之谈。语其根本思想,与儒家实不相远。”童书业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从墨子的阶级属性去分析墨子非乐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只是认为非乐的力度有些过分。吴晋生、黄历鸿和吴薇薇在其合撰的《墨学与当代政治》中认为:“为贵族统治阶级制造以享乐为目的的工艺美术品和乐器,任何工匠都能认识到这对于人民是有害而无利的,不管这些艺术、乐器和建筑技术多么精湛,创作多么伟大。”

除此之外，当代许多青年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墨子美学思想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成果。于静贵在《论墨子的工艺美学观》一文中认为“墨子的工艺美学观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也肯定了工艺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为战国乃至汉代工艺造物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姚丹在《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老庄的重质,是重质本有的天然之美,墨子、韩非子的重“质”虽然也不处处绝对排斥美,但始终把“质”的有用性放在首要地位。”其文质观对“先秦乃至后世的造物设计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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